為了對抗武漢肺炎，世界各國都實施非常嚴厲的封城措施，以確保國民維持社交距離。可是，無論外國的封城令，抑或是香港的限聚令，看起來都會損害經濟，有人就希望社會提早回復正常，總統杜林普亦希望解封多個州分。可是，有專家就認為抗疫與救經濟並非二元對立，要令經濟回復過來，就要拯救最多人命。
在 4 月初，美國一週就有超過 660 萬人首次申領失業援助，經濟情況令人憂慮，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就估計，失業率最高可達 30%。中國本季 GDP 亦錄得 6.8% 負增長，當然這只是官方的賬面數字。杜林普在 3 月 23 日明言，不能令「對策比問題本身來得更糟」（Let the cure b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itself），簡單而言，就是「手術很成功，可是病人死掉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 Casey Mulligan 就認為，醫護未有計算（封城）抗疫的社會和經濟成本，也沒有多少科學證據提出有關措施可以拯救多少人，認為停止經濟活動比不做任何東西更壞。
有專家則認為，要救經濟，封城抗疫才是長遠方法。美國政府官方推算，若果任由病毒肆虐，可能會奪去超過 200 萬美國公民性命。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研究訪問了多名美國經濟學家，當中 88% 認為在疫情受控前，政府在實施全面抗疫政策的同時，應容忍其帶來大規模的經濟收縮；而且 80% 受訪者表示過早取消封城措施，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原因很簡單，若果有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人命損傷，會大幅削弱一個經濟體的勞動力，長遠摧毀經濟活動。而且還要計算消費者信心的問題，若果疫情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人們以後對餐廳、航運等「高危」活動也會避之則吉。「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就引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 Michael Greenstone 一份報告指，社交距離限制可以拯救到 170 萬人，以公共行政學傳統的「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方法推算，他們能帶來的經濟收益約等於 8 兆美元，接近全美 GDP 的 3 分之 1。
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經濟學家 Emil Verner 認為，眼前選擇只有實行高壓抗疫措施，一時的經濟衰退，將在日後逐漸回升；若疫情失控，則會徹底摧毀經濟。他近日研究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萎縮 18%，但一些採取嚴厲防疫措施的地區，事後經濟復甦的速度更快。他比較了克里夫蘭市（Cleveland）和費城（Philadelphia），前者當年迅速關閉學校和禁止集會，費城則到疫情中段才行動，最後克里夫蘭死亡率遠低費城，每 10 萬人就少 300 人，而且第二年的經濟復甦也更強勢，1919 年增長達 5%，而費城就只有 2%。
Verner 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訪問時補充，今天全球的經濟結構無疑與當年大相逕庭，例如美國就由昔日工業大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可是當年的事例依然有一定參考性。因為武肺大流行帶來極大的破壞，他認為不能單看某一政策所帶來的經濟損失，而是要知道政策如何有效減輕疫情。為此，即使最保守的數據推算，也證明不了高壓抗疫會損害經濟，反而顯示其長遠有益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