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英國首相約翰遜封鎖國家，呼籲民眾嚴守社交距離的倫敦帝國學院教授、流行病學家 Neil Ferguson，卻邀請情人探訪自己，最終要辭去政府科學顧問一職。何以最了解疫情、有份制訂抗疫措施的頂尖學者，卻會違反相關規定？
在 Ferguson 事件之前，英國另一名專家，蘇格蘭首席醫務官 Catherine Calderwood 在 4 月初遭「蘇格蘭太陽報」（The Scottish Sun）揭發，在封鎖期間兩度離開愛丁堡，前往法夫區（Fife）的另一個家。無獨有偶，Calderwood 此前亦曾呼籲民眾留守家中抗疫。英國廣播公司（BBC）蘇格蘭政治編輯 Brian Taylor，便在新聞評論中直斥 Calderwood 的行為「要不就是太天真，要不就是愚蠢，或者是狂妄自大」。
世界衛生組織（WHO）助理總幹事、加拿大流行病學家 Bruce Aylward，2 月尾到訪武漢考察後，直接在北京出席記者會，隨即又離開中國，沒有跟從當地的強制隔離規定。Aylward 僅向查詢此事的「華盛頓郵報」北京分部部長解釋，自己在武漢期間未去過任何高風險地區，而其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
抗疫時刻，公共衛生專家身為領袖，其權威既取決於專業知識，同時亦取決於民眾會否視之為正直的人。既然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行為只會使惹怒他人，緣何還要這樣做？倫敦商學院組織行為學副教授 Daniel Effron 認為，多數人其實更愛自視為有品行的人，因此人們最終會以說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取悅他人。
至於「說一套、做一套」如何成就自己的「品行」，或與道德許可（moral licensing）的想法有關：當有人致力於捍衛大眾健康時，其心裡正在積累道德信譽，使得他們更有可能採取其他方式，判斷自己的行為。Effron 又指，「我們總能想到理由，解釋為甚麼自己是例外的，並且善於說服自己，那些理由都正確。」
國際發展顧問 Nicholas Baxter 就在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以「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切入，解釋某些專家的行為反差。1999 年，由美國社會心理家 David Dunning 及 Justin Kruger 共同發表的研究指出，不熟悉有關領域的人，不僅易作出錯誤結論及選擇，亦因為能力不足，而缺乏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對個人認知的了解、反思；明明能力不足，卻可能在許多社會及知識領域裡，高估個人能力。
專家對自己的知識領域，理應有充分理解，按理不屬「鄧寧-克魯格效應」的描述對象。不過 Dunning 亦曾指出，專家亦有可能自我欺騙，作出有悖專家身份的決定。對專家來說，問題不是因為自我膨脹，而是另一認知偏差「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 與他人交流時，假設對方擁有理解該話題所需的基本知識。Dunning 接受「外交政策」訪問時解釋：「專家能客觀評估自己的能力，但卻以為其他人同樣具備有關知識，故有機會低估自己與其他人的差距。」
因此，專家做出在旁人看來有悖常理的決定時，或會認為：我確定自己可以承受一定風險，稍微做些例外的事情亦不太可能有危險。Baxter 以武漢的 Aylward 及倫敦的 Ferguson 為例，指儘管所有病毒測試皆有機會誤報，但兩名專家都毫無疑問比其他人更有能力作風險評估，並以專業知識及病毒測試結果支持其判斷。
此外，Dunning 認為專家更有可能受「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驅使，選擇自己所期望的結論。「動機性推理是一種自我肯定。專家希望得出某個有利或起碼無害的結論，便將相關證據看得更重，好給自己藉口作例外的舉動。」當然，專家為普羅大眾提供扼要明確的信息，與專家根據個人具體情況所作的判斷，兩者之間不一定有衝突。問題在於，專家在甚麼時候判斷自己可能屬於邊緣案例（edge case）。
Dunning 舉例：「假設你是一名醫生，正與患者討論手術風險，你腦裡面大概只有一堆百分比。一旦你成為患者，突然之間這些便不再是一堆比率、也不是甚麼長遠的事情，而是你自己了。這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儘管有治療其他病人的經驗，加上有同事為你提供持平的意見，但要將整個考量的模式轉換至自己身上，更為艱難。人們對『一般人應該做甚麼』與『自己應該做甚麼』兩者的判斷，經常會脫鉤，尤其是檢視風險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