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歲記者被警察帶走、多名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要求跪低搜身，甚至有記者被箍頸使其一度休克……都是香港記者最近遭受的對待。在非洲，傳媒業亦正經歷寒冬：警察借抗疫之名干預採訪甚至毒打記者；而在環球經濟受創的情況下，獨立媒體亦痛失資金來源，面臨隨時倒閉的命運。
據「德國之聲」報道，在尼日利亞、南非、烏干達、肯亞等國，政府都曾以抗疫為名，在封城期間暴力對待街上的市民。來自阿布札公民社會立法倡議小組（Abuja Civil Society Legislative Advocacy）的 Auwal Musa Rafsanjani 憤怒地說：「武漢肺炎還未殺死尼日利亞人，國家安全機構（security agents）就先把大家殺掉了，這是恥辱，不可接受。」
在警權過大的非洲國家，不單市民人人自危，記者亦往往被暴力對待。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就記錄了 3 月中至 4 月初 其中 6 宗因報道而遭遇警暴的個案。6 名記者中，4 名被送院，2 名更要在醫院待上幾天 —— 而這恐怕只是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記者亦難以在當地尋求司法公義。來自津巴布韋的記者 Terence Sipuma，就對當地監察團體 MISA Zimbabwe 控訴：「我在前往採訪的途中被攔截下來。他們問我要去哪裡，於是我出示記者證，但他們說我暴露了他們的行動，叫我躺下、拳打腳踢，還搶走了我的電話。他們更聲言若發現相關影片或相片，會再來打我一頓。」
警方有時會稱記者洩露他們的計劃、有時聲稱記者證過期，以暴力阻嚇記者採訪，並強迫他們刪除相關片段。保護記者組織憂慮，對拒絕刪除相片的記者拳腳相向，將成為疫後常態。面對警暴指控，烏干達警隊發言人 Fred Enanga 回應：「沒有警務人員可以凌駕法律，記者亦有責任完整紀錄警察如何對待他們。我們並未收到任何能證明警方暴力對待記者的片段。」但事實是，網上就有好幾條烏干達警方毆打記者的影片。
非洲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工作，飯碗卻朝不保夕。尼日利亞獨立電台 Dandal Kura International 在非洲擁有龐大聽眾群，覆蓋範圍遠至乍得、喀麥隆、尼日爾等國。即使在太平日子，他們都僅僅付得起每名記者約 100 美元（約 780 港元）的月薪。疫情下，非洲經濟不景，電台廣告收入幾近歸零，連支付水電費亦成問題。減薪、停工無可避免 —— 該電台有 57 名員工，當中 20 人必須停工，而電台只能支付他們 20% 的月薪。電台總裁 Faruk Dalhatu 表示：「我們瀕臨倒閉。」
即使有人願意付錢，電台亦不一定接受。Dalhatu 表明絕不接受政府資助：「如果我們接受政府的錢，就會有人來干預電台的編採。」他認為，如果官方機構真的希望對傳媒伸出援手，資助教育節目、出資刊登疫情相關廣告等都是可行之計。但此做法亦有利益輸送的疑慮：「某些私人媒體由政客持有，錢會落入他們袋中。」面對經濟持續衰退，對於未來，Dalhatu 不感樂觀，只能承諾不會出賣電台的獨立性。
利比亞的 The Women Voices Newspaper 亦面臨相同厄運。出版人 Helen Nah Sammie 無奈表示：「我常常希望付職員好一點的薪水，但報社正在虧損。連政府也開始暫停廣告，而他們仍未能付清欠下的債項。」縱然市道不佳，尼日爾媒體 Saraounia 總編輯 Oumarou Gado 仍有一絲希望 —— 寄望在各行各業漸漸復工後，公司能重拾廣告收入。
要等到經濟復甦，非洲各媒體仍得捱過一段艱難時間。如利比亞電台 Truth FM 的新聞總監 Oscar Mulbah 所言：「我已經 6 到 7 個月沒有工資了。在利比亞做新聞，只能靠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