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永康
新加坡聯合早報高級評論員
中華民國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捐館，令人不期然想起美國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一句話：「台灣的民主主義，在李登輝去世後還會繼續實踐；但（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體制，將與其長眠地下。」當時引起新台兩地一片口水之聲。
今日仔細回想，杭教授的這一立論未免有其偏執之處：他把政黨的輪替，視為檢驗民主實踐深淺的唯一標準。許多政論家都指出，民主選舉制度貴在公正、廉潔、嚴謹、透明，要是符合這些條件，即使一個政黨長期執政，也不等於民主的喪失。
新加坡一黨獨大，是選舉的結果，這與用意識形態去推行的「一黨專政」制度，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此外，民選的代議士必須具有議事、決策、掌政的能力，在民主的初階，優質反對黨的產生本來也不是彈指之間的事。
兩李並比，相同之處應多過其差異。除了同是 1923 年出生之外，就是同樣具有高超智慧，有當機立斷的魄力。談到民主選舉的機制時，兩人也異口同聲：「民主並不等於一人一票。」
的確，民主本身就是本難唸的經，迂迴的路。再看雙李的民主歷程，天佑兩人都共同具有非常難得的特質，一曰承先，二曰啟後。
既有的創建不可拋棄
談到承先，這裡並非否定民主抗爭，而在強調，民主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無血腥暴力的政權轉移。威權時代的當政者若能借助原本的框架，因勢利導地引入民主運作，社會代價便減輕不少。
李登輝在 1999 年即將卸任第一屆民選總統時，曾出版回憶錄「台灣的主張」，說明他如何從農業專家的身份走上從政之路。首先他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天下為公」，作為他政治信念的核心思想。他並認為，台灣改革能有輝煌的成就，要歸功於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能力。當時如果錯估情勢，走上錯誤的方向，便無法應付問題，也無法奠定施政基礎。
李登輝此言不虛，都有事實根據。翻查歷史，要不是蔣經國 1988 年逝世之前拍板解嚴、解禁，而在戡亂法仍在實施時，批准民進黨的註冊，李的民主之路恐怕無從實現。蔣經國銳意在幕僚與官員之間大量引進台灣本土人才，則是早在 1978 年擔任總統職時開始。
說到新加坡，香港人就更熟悉了：經過了超過 100 年的英治，繼承了英國的典章制度，包括一套「普通法」，以及議會民主競選制度 —— 儘管後者曾在本土實施時作了不少更改。英國殖民官萊佛士 1819 年的登陸開埠，逢 150 周年（1969）或 200 周年（2019）都遇上新加坡張燈結綵的紀念慶典。
這般做法，人們或許會輕藐地視為「戀殖」。但稍動腦筋便會明白，有競選就有落敗、「變天」的可能。如果新加坡不繼承這些符合普世價值的法治框架，掌政者很容易便被所謂民族自決的極權政治所吸引，就會像李登輝所說的那樣，「錯估情勢，走上錯誤的方向」。
制度存在已無法逆轉
講到啟後，就是杭亭頓所說，掌政者去世後制度是否能延續的問題了。誠然，李登輝的「民主先生」是名不虛傳的。1990 年成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後，便廢除戒嚴時期戡亂法臨時條文，廢除終身不能改選的「萬年國代」，釋放美麗島事件政治犯，廢除因言論立罪的法律條文等。最後設定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人民直選。
從 2020 年年初的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看來，台灣的政黨無論朝野，獲勝率其實是一樣的。言論自由的氛圍，使得假資訊和無中生有的污蔑與指控露出原形。通過這次選舉，台灣的國際形象也肯定有所加強。
不過回看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體制，有跟其人長眠地下嗎？沒有啊。不錯，由李光耀倡議的「集選區」與「非選區議員」的設置近年都引起爭議。因為在反對黨看來，規定一個政黨須集合多至 6 名「各種族」候選人才能參與角逐的集選區，無疑在為難他們。而讓落選中得票最多的反對黨候選人成為「非選區議員」，則被指為對選民傳出誤導的資訊，即不選反對黨，國會中也能聽到「議論」的聲音。
關鍵是，隨著時日的推移，事態是會改變的。在 7 月 10 日的應屆選舉中，由於候選人的學歷顯著提高，以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反對黨的聲量加大了。選舉局也順應訴求，增加了單選區的席次，並把集選區的人數限制為最多 5 人。選舉結果是，93 個選區當中，工人黨守住原來的一個單選區與一個集選區，並贏得另一個集選區，總共得到 10 席，成為第一大反對黨。國會中騰出的兩個非選區議員席，則歸新加坡前進黨兩名得票最高的候選人。人民行動黨依舊掌政，但國會版圖顯然改變。
由於武肺疫情仍未完全平息，新加坡是否應在此時舉行大選的問題曾產生躊躇。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提出，憲法規定人民授權（mandate）的期限已至，選舉不得不舉行，隨即引來某些反對黨的炮轟，指此舉不負責任。結果說明了憲法的力量。
縱上所述，民主運作是順應普世潮流的機制，已無法逆轉。只要存在一天，它便會在法治的框架扶助下，忍辱負重步履蹣跚地走向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