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導致百業蕭條，但卻令少數人發大財，例如化驗商、生物科技商和監控工具商。近日有香港傳媒就報道，港府在沒有招標的情況下，向 3 間化驗所採購共 2 億元的檢測服務；政府還計劃推行全民檢測，引來不少民眾質疑 DNA 樣本會如何處理。有學者就指出，私隱和健康並非二元對立，人們亦應關注監控經濟（surveillance economies）的反民主特質。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教授 Veena Dubal 在「衛報」撰文，表達對各國政府以監控對抗疫情的憂慮。近年，人民的私隱權意識愈來愈強，對私人公司收集數據也多了一份警惕。可是，經過漫長的抗疫戰，人們都渴望重回免於恐懼和孤獨的日子。這個時候，一眾科技巨頭就披上「善良資本主義」（Kind Capitalism）的外衣，有人賣口罩和呼吸機等醫學用品致富，有人就以公共衛生之名，擴大本來的監控經濟，把數據收集和追蹤技術，包裝成拯救生命和解放人類的不二法寶。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與私人科技商合作，廣泛採用生物或物理監控技術，並把這些技術包裝為「衛生科技」（Hygienic technology）。在俄羅斯，政府用上人臉識別技術，捉拿違反隔離令的人。歐洲多國同樣用上無人機和人工智能測謊機，作移民管理和人口控制。在美國，Google 和蘋果加入這場抗疫戰，分享用戶的個人行蹤數據予第三方，包括政府和私人公司，好讓他們追蹤到曾經與武漢肺炎患者接觸過的人，他們現時掌握全球約 30 億人的數據。當然，在亞洲，中國、馬來西亞等地也有類似監控措施。
Dubal 認為，健康和私隱權並非二元對立。相反，很多研究就指出，有色人種和低下階層最受武漢肺炎傷害，有社會學家就分析，社會不公正正是監控經濟有份造成。多年來，銀行和信貸公司按人們的個人資料把客戶分類、評級，影響我們接觸到財務資源，如貸款、保險的機會，再影響往後的人生發展。兩名人權學家就在「紐約時報」撰文，指監控工具根本不是阻擋武漢肺炎的關鍵，當很多窮人無法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又如何可以做社交距離？當很多地方連基本醫療裝備都沒有，衛生環境惡劣，希臘的難民營 1,300 人要共用一個水龍頭，又如何可以抵禦病毒？抗疫工作應該回歸基本步，與其把資源用於監控，不如切實改善醫療基建和衛生環境。
Dubal 強調，人們的生物資訊和行動紀錄並不單純是「健康數據」，當數據收集依然是一門有利可圖的大生意，科技商隨時都可以改變數據使用的用途。Dubal 用以色列網絡監控企業 NSO 為例子，NSO 過去因為竊取多國外交官及異見人士資料而惡名昭彰，但在這次疫情，NSO 就希望透過數據追蹤技術，來幫助找出病毒接觸者。Dubal 認為，大家只有兩條路選擇，一是盲目相信監控科技會把人類從疾病中解放，二是抗疫同時，保持批判性思維；那些大資本家總是叫人去相信，叫人改變對私隱保障的期望，人們就應質問，這些數據會儲存在甚麼地方、何時銷毀，將來怎樣用？然後要求就資料用途施加限制，以及堅持禁止非必要的生物監測技術。人們要理解，數據收集本來就是政治議題，無論我們多希望重回正常日子，也總不能為了趕快結束自我隔離，而走進監控經濟的牢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