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1987：逆權公民」中，警察闖入報社搜查的場面，自然是專制打壓新聞自由的表現。數十年過去，反民主的政治領袖又有甚麼招式壓迫媒體？美國 NGO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發表的「自由與媒體」（Freedom And The Media）報告，便揭示幾種專制或民主脆弱國家領袖的打壓新法。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媒體整合到政權控制的體系中，反過來成為支持當權者的基礎。
撰寫報告相關章節的歐洲及歐亞大陸研究總監 Zselyke Csaky 指出，在過去幾年，除了審查制度、武力或對記者直接恐嚇之外，反民主政治領袖更傾向使用結構性策略，以各種法律、法外及經濟手段，向關鍵媒體施加壓力，並扶植友好新聞機構。
Csaky 以匈牙利及塞爾維亞為例，指政府可能會部署法律手段威嚇、干涉記者，又或耗盡媒體的資源。2011 年，匈牙利政府成立媒體管理局，並拒絕向獨立或傾向反對政府的媒體批出許可證。2016 年，當地又拒絕續批廣受歡迎的 Class FM 電台廣播牌照。經過訴訟後，該 FM 頻道最終被授予另一家親政府媒體。Csaky 形容，匈牙利政府的決定嚴重打撃國內電台廣播行業，令當地從此只有隸屬政府的國家電台。
塞爾維亞亦以法律之名，從政治上破壞新聞自由。儘管誹謗在當地已非刑事化，但政客們仍繼續向媒體提出民事誹謗訴訟，並要求高額賠償。2018 年初，不管部部長 Nenad Popović 於一個月內，就四宗單獨誹謗訴訟，向新聞調查機構 KRIK 提告，每項索償 100 萬第納爾（約 74,000 港元）。Csaky 指，過猛的法律壓制手段，如新聞審查制度之類，可能會引起鄰近的民主國家及媒體監督機構的關注及譴責，因此，將一些技術性的法規化作政治打壓手段，便可向獨立新聞機構施加一定壓力，又不會引起外界強烈反應。
除以法之名行惡，政府更可將有罪不罰的做法，與過去常用的襲擊及威脅結合，為記者製造危險的工作環境。在 Csaky 眼中，記者受到攻擊後，執法人員坐視不理、甚或作出部署將之合法化，都是政治領袖授意下，官方對新聞記者採取的敵對態度。通過這些方式，政權營造充滿恐懼及有罪不罰的環境；身處當中的記者，自然明白權力審查的風險。2018 年底，塞爾維亞便有一名 70 歲的調查記者被焚毀家園。即使最後有一名官員因涉嫌下令而遭拘捕並革職，但 Csaky 認為發生如此嚴重而有預謀的襲擊，揭示要在當地成為獨立記者，需承擔極大的風險。
以經濟手段打擊媒體收入，可能是政權一統新聞天下的關鍵一步。Csaky 指，施加財務及經濟壓力，是篩選媒體的有效手段。因為許多媒體，本來就在不斷變化的經營模式中，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政府則可藉此否認責任，並訛稱為市場參與者的決定。
Csaky 形容，早在 2016 年，匈牙利的執政青民盟（Fidesz）政府，便幾乎將所有媒體掌握於手中。Csaky 認為，匈牙利的「人民自由報」（Népszabadság）雖然像當地多數發行機構一樣有財務問題，但作為國內最受歡迎的日報，該報是極少數有機會扭轉劣勢的刊物之一。但同年 10 月 8 日，「人民自由報」突然停刊，其發行公司則轉售予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的兒時好友 Lőrinc Mészáros。彭博社（Bloomberg）指，Mészáros 是歐爾班任內，首個以裙帶關係提攜出來的億萬富豪。
除此之外，Mészáros 繼續在國有銀行貸款下，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收購電視頻道、日報週刊、網絡媒體，以至匈牙利所有地區報章，建立龐大的新聞王國。三年內，Mészáros 的財富增長達 300 倍，成為全國第二大富翁。及至 2018 年底，Mészáros 與其他親政府商人突然向政府媒體集團「中歐新聞媒體基金會」（KESMA）免費提供旗下所有新聞媒體報道。如此一來，基金會便擁有了 400 多個媒體產品；官商勾結下，大部分新聞話語權亦落入執政黨手中。另外，Csaky 指，即使塞爾維亞及匈牙利的公共廣播機構，在過去一直支持當權者，最近幾年亦同樣要面對來自政府的整合。這些公共廣播機構昔日的報道可能略有偏差，但仍稱得上是專業廣播機構；現時，它們對政府的支持方式及性質已有巨大轉變，淪為政府喉舌。
至於建立效忠政權的新聞王國後要做甚麼？Csaky 指，政府會將媒體納入其政治戰略的一部分，瘋狂釋出自己屬意的政治信息，好讓當權者能控制政治議程、使社會大眾遠離討論敏感議題，達到控制操縱公共領域之目的。一個地方的政府對當地媒體機構的打壓，用上甚麼方法、到了甚麼程度，或會因應時勢而各有不同；但對任何人來說，不論情況壞到甚麼地步，支持新聞自由，始終是避免專制統治者完全掌握話語權的最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