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專制政權都會保留名義上獨立的法院制度，披著法治的外衣，增加政權認受性，並為外資提供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在非政治性的議題上，法庭大致中立，政府也有機會打輸官司；但關乎政治的議題，我們卻可以見到一宗宗被駁回的司法覆核、人身保護令申請和私人檢控。在歷史中，皮諾切特年代的智利，就是結合「法治」和專制主義的範例。
智利早在 1818 年已經成功從西班牙爭取到獨立，並在 19 世紀末開始建立民主制度，20 世紀間積極開發礦產資源，加上美國商人前來投資，令智利變得富裕。1970 年智利大選，社會黨領袖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成功登上總統寶座，也是拉丁美洲史上首位成為民選國家領袖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立場親蘇聯和古巴，令美國深感不安。
於是，1973 年，美國支持右翼軍隊領袖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政變，包圍總統府，刺殺阿葉德，推翻民選左翼政府，建立軍政府，一直維持到 1990 年。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家 Lisa Hilbink 的研究寫道，智利軍隊領袖砲轟總統府，解散議會，取締政黨，禁止政治活動，清算政府官僚，惟獨沒有動法院一根汗毛。法院依舊保留獨立性，可自行決定法官任命、升遷和評核。軍方也甚少過問法院的司法決定，在名義上，軍政府依然捍衛 1925 年訂立的國家憲法，發動政變，只是要清除不法分子。
對比其他南美洲國家，智利法院是比較特別的案例。羅徹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 Gretchen Helmke 曾研究阿根廷超過 7,500 宗案例，發現即使法院要面對軍政府，也會運用僅有權力與之周旋，以制約其權力和捍衛基本權利。智利的法治和民主傳統來得比其他南美國家深厚，軍政府也為法院保留更大的自主度，可是其法院取態卻來得極為保守。Hilbink 指，即使法院依然享有很大權力，卻選擇作繭自縛（tie their own hands），主動配合軍政府的「法治騷」，更遑論行使違憲審查權，挑戰軍政府的合憲性。
他們從沒有介入過軍政府的違法行徑，包括有關酷刑和非法拘留的指控。當法院處理離奇命案和失蹤案時，通常都盲目接納軍政府提供的解釋；即使有些證人疑似被屈打成招，法院依然極少為軍事法庭主動作司法覆核。1973 到 1990 年間，人權律師申請約 9,000 宗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但只有 30 宗獲受理，其中首 10 年更只有 10 宗，處理時間更一般超過一個月。
Hilbink 形容，當年的智利法院信奉「政治冷感主義」（Judicial Apoliticism），並嘗試從制度和意識形態角度解釋。當時最上級的法院精英，認為不沾上政治爭議，就是維繫專業操守（professional integrity）。1974 年 1 月，政變發生不久，終審法院就率先自閹，自行要求約 40 名左傾法官離職或提早退休。終審法院掌握了法官升遷，下級法官為保仕途，於是傾向跟從上級的案例判案， 而不願意踏出第一步。
最終到 80 年代尾，冷戰末期，智利與其他親美的軍事獨裁政權，如南韓和台灣一樣，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皮諾切特在 1988 年大選失利，1990 年正式離任，結束智利軍事獨裁時期。2013 年，皮諾切特政變 40 週年，全國司法裁判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udiciary Magistrates）發出聲明，就軍政年代司法機關失職，沒有捍衛憲法和人權，向全國人民道歉。有學者分析，皮諾切特時期造成的社會不均，依然纏繞著今天的智利人民，2019 年，全國就爆發了大規模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