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而斷:含糊不清的台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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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assimo Valicchi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台灣現時僅存 15 個邦交國,當中歐洲就剩下梵蒂岡。有報道指,梵蒂岡將與中國續簽主教任命協議。雖然梵蒂岡強調有關協議只是宗教問題,而不是外交問題,但早有分析指協議是要為中梵建交鋪路。有學者就分析。自從中共建政後,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一直含糊不清,教廷在台灣設辦事處只是基於政治現實,與台灣斷交或許只是早晚的事。

今年,聖母大學榮休教授 Peter Moody 在學術期刊「當代中國」,撰文分析多年來含糊不清的台梵關係。早在唐代,中西方交流頻繁,長安就有少數人信奉基督宗教,到明代,利瑪竇等傳教士更為中國帶來先進的科學知識;可是,傳教活動在清代一度被禁止,要到鴉片戰爭之後,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再賦予外國人在中國傳教的權利,華人天主教徒也受到保護,教廷在中國的角色開始制度化。

當時,法國是教廷在中國的保護國,但教廷希望享有更大的外交實權,在 1917 年,一度與民國政府達成外交協議,卻被法國阻止。在 20 至 30 年代,教廷只能派遣並無實質外交地位的教皇代表(Apostolic Delegate)來反映教廷意願。到 1942 年,法國淪陷後一年多,教廷正式與民國建交,派出首任駐華公使(Apostolic Internuncio)黎培里(Antonio Riberi)到中國,而民國政府也於 1943 年在羅馬設立公使館

1949 年夏天,中共節節勝利,並佔領首都南京,但駐華公使黎培里沒有跟隨一眾外交使節撤退到廣州;同時,教廷又沒有打算驅逐民國政府在羅馬的使節,雙方處於十分曖昧的狀態。同年 10 月,中共正式建立共產政權,駐華公使也沒有離開中國。中共是一個無神論政權,建國後打壓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雖然對天主教較寬容,但就要教會服膺於中共管治,中斷與外部勢力的一切聯繫,包括梵蒂岡教廷。

1949 年 8 月,適逢民國駐教廷公使吳經熊請辭,教廷以形勢複雜為由,希望民國外交部延遲委任新的教廷公使。1950 年,民國駐意大利大使于焌吉會見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希望說服意大利和梵蒂岡繼續承認民國政府。于焌吉表示,中共反宗教自由,本質上與教廷主張不相符。庇護十二世個人也反對共產主義,但他很不希望教廷勢力撤離中國大陸,而國民政府顯然而無力收復大陸。他認為外交問題,與宗教問題可以分開處理。

可是,現實不如庇護十二世所料。留在南京的黎培里,一直堅持教會自治,到 1950 年,教廷在北京的代表馬迪懦(Tarcisio Martina)被指涉及炮擊天安門案,勾結美國中情局,意圖推翻中共。翌年,馬迪懦被判無期徒刑,而黎培里就被押上列車,驅逐到香港;往後數年,亦有很多外國傳教士被捕和驅逐。黎培里在香港滯留兩年後,經過民國政府游說,教廷決定派黎培里和當時南京總主教于斌到台北重建公使館。另一方面,1957 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正式成立,掌管當地宗教事務。

在教廷眼中,在台北設公使館是權宜之計,因為台灣是教廷在中國唯一的立足之地。1971 年,民國代表被逐出聯合國,教廷立即召回駐華教廷大使葛錫迪(Idris Cassidy),改派到孟加拉。到 1979 年,美國和民國斷交,葛錫迪也正式卸下駐華大使職銜,自此教廷只會派駐臨時代辦到台灣。1983 年,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羅光與教廷外交部長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會面,卡薩羅利形容兩地關係是「不斷而斷」。

卡薩羅利認為,教廷與民國的關係早已名存實亡,教廷不應在台北設立大使館。羅光認同教廷一直希望與「中國」建交,只是當年黎培里被逐,教廷代表才落戶台灣;可是他不同意教廷在未與中共政府達成協議前,就主動與民國政府斷交,因為這等同讓教廷全面撤出中國。對於台灣而言,只要一天還在梵蒂岡派遣使節,就尚算被認可為獨立而合法的政權。於是,在這段含糊不清的關係中,台灣和梵蒂岡能各取所需,一直到梵蒂岡與中國達成正式協議。

1998 年 2 月 21 日,高雄主教單國璽於梵蒂岡接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晉封,成為第一位台灣教區獲教宗冊封為樞機主教者。 圖片來源:GERARD JULIEN/AFP

1989 年,羅光與時任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金魯賢在香港秘密會面。羅光替教廷傳話,希望天主教愛國會停止批評教宗,也希望中共不要以與台灣斷交為中梵談判的先決條件。金魯賢答應為教廷傳話。而該年彌撒,信徒恢復為教宗祈禱;同時,中共也開始與教廷接觸,台灣斷交只會是談判目標,而不是先決條件。到 90 和 00 年代,中國和西方世界處於蜜月期,中梵關係也持續改善,例如 2005 年,中國就任命獲梵蒂岡冊封為主教的邢文之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

習近平上任後,堅持「宗教中國化」,又提及「堅持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對中國教徒的壓迫愈來愈大,例如邢文之在 2011 年底失蹤,很多地下教徒也被捕。可是,2018 年,教廷卻與中共達成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天主教愛國會會提名合適人選,但是教宗享有最終否決權。有分析指教宗方濟各希望藉此保護中國的地下教徒,令「地下教會走向地上」。可是協議簽署後,教徒待遇卻未見改善,多座教堂聖像被拆,改掛習近平畫像、大批教徒被捕,連聖經也被改寫。

在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前,台北總教區總主教洪山川訪問梵蒂岡時曾指出,「中國和台灣是兩個教會,兩個國家,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洪山川害怕協議中梵建交之際,台灣會成為國際孤兒。教廷回應指,即使兩國斷交,教廷也不會遺棄台灣,在台灣的宗教活動會繼續;而台灣政府也嘗試淡化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當地駐梵蒂岡大使李世明就表示只是教務問題,不會影響「台梵邦誼」。而到現在,主教任命協議還是臨時性質,依然有很多具體問題要解決。

Moody 指出,不同於蔣氏專政的年代,當台灣在 80 年代末慢慢走向民主化,無論是否認同獨立,政治精英似乎已有共識,台灣和中國大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個體;可是,教廷始終意在中國,台灣只是臨時立足地。如當年卡薩羅利「不斷而斷」的說法,Moody 認為,教廷最關心的,始終是主教任名問題,由 1950 年代至今,結束與台灣的關係只是時機問題。斷交之後,教廷勢力不會撤離台灣,但台灣就損失最重要的邦交國,以及作為政治個體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