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很累】為批判杜林普,美國輿論忽視的思想家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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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的顎蘭。 圖片來源:Tyrone Dukes/New York Times Co./Getty Images

美國大選氣氛熾熱,輿論對爭取連任的杜林普也窮追不捨。耶魯大學歷史學與法學教授 Samuel Moyn 卻撰文警惕,過去數年間,主流評論最愛引用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攻擊杜林普,卻按自由主義的陳腔濫調穿鑿附會,罔顧納粹德國與當下美國難以比擬,錯過鄂蘭真正啟迪人心的見解。

1945 年,鄂蘭在 Organis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一文警告,納粹德國的可怖之處,在於構築了一個難辨對錯的世界,英雄與反派難有清楚區分。不論是異見分子還是普通德國人,全數都會被捲入龐大的行政恐怖漩渦之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公開反抗法西斯而生還下來,意味著倖存者與納粹主義總或多或少有關聯,那怕他們從未直接參與任何行動。

沒有經歷納粹主義的外人,總是期待懲處納粹黨人。縱然這些人很多都罪有應得,鄂蘭也從不反對審訊戰犯,但她卻提醒背後其實牽連更廣泛的共謀關係,除非同謀能夠承認自身的罪責,為所作所為感到羞恥而非引以為榮,否則難以防止罪惡再次滋長。

猶太裔背景的鄂蘭又提出,猶太教為人類留下的深刻教誨,在於「普遍責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以致鄂蘭不認為有任何人可以簡單撇清罪責。當戰後大家復仇心切,加快清算納粹戰犯的同時,鄂蘭主張要深刻反省更廣泛的責任問題。相較之下,她更欣賞「那些面對人類無可逃避的罪咎、而真切感受到恐懼的人」。

鄂蘭的思想正是上述時代背景下結成,以 1933 至 45 年間納粹德國深刻的經驗為鑑,與 2016 年杜林普當選至今的美國情況,其實沒有多少相通之處,但近年輿論卻樂此不疲,以鄂蘭的理論為據,試圖批判杜林普治下的美國。結果,鄂蘭成為最多人引用、也最受濫用的理論家,其 1951 年分析納粹主義崛起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近年也成為暢銷書。

可是,Moyn 不認為「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思想的精髓,也不是最具原創性的作品,奈何評論人傾向抽取書中片斷,來譴責杜林普對真相滿不在乎的態度,或者用以警告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即將降臨美國。在這些評論的片面演繹下,鄂蘭只是平庸的自由主義者,譴責國家暴力、警告領袖說謊的危險,但這樣的陳腔濫調任誰都懂得說,其實犯不著挪用鄂蘭的權威。

鄂蘭淪為拒絕反省責任的辦法

Moyn 譏諷很多這樣的評論,對鄂蘭的思想不求甚解,卻又知道鄂蘭素來被奉為「反省法西斯主義的哲學家」,在文章中加以引述,除了增強說法的權威,也隱晦地為杜林普貼上法西斯標籤,結果往往對杜林普在美國崛起的社會文化因素不加反思。

鄂蘭近年還不時被標榜為「後真相時代」的理論家,但 Moyn 指正,這種解讀忽略了鄂蘭對政治的獨特見解 —— 她依據古希臘城邦經驗對政治作出嚴格定義,強調政治是公民共同生活、尊重彼此自由下協商的過程,屬於「顯現領域」(realm of appearance),她把政治行動看待成類似舞台表演的美學,與真相反倒沒有對應關係。

再者,鄂蘭其實深信,我們向來身處「後真相時代」。Moyn 便指出,縱然鄂蘭同意法西斯主義的謊言與別不同,但過去歷史本身同樣是充滿謊言,並非我們所以為的清白,因此她批判美國國防部掩蓋越戰真相時,同樣拒絕按簡單道德論斷評價事件。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終戰時刻,被德國人稱呼為「零時」(Stunde Null),意思是德國邁向新時代、揚棄納粹主義的時刻,但鄂蘭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在她眼中,這同樣是逃避普遍責任的說辭。

不無諷刺的是,美國主流輿論近年偏偏濫用了鄂蘭的權威,將美國問題簡單地推卸到杜林普或支持者身上,而忽略鄂蘭再三強調的「普遍責任」意識,也沒有更深刻地反省美國的社會文化現狀,只是一味期望「零時」來臨,想要把杜林普時代拋諸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