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發生記者被警方武力驅趕的事件，亦有多名記者在採訪期間被捕。11 月 3 日，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就被指製作有關 721 事件的節目時，涉嫌作虛假聲明，被警方拘捕。今年，全球陷於不安之中，各地出現獨裁跡象，新聞報道刑事化（Criminalisation of journalism）就是其中一個特徵。
新聞報道刑事化，是以各種法律名目，把本來合法的新聞採訪變成非法活動。昆士蘭大學傳理學教授 Peter Greste 就認為，911 事件後，國家安全成為多國重要的政治議題，政府也乘機以此為藉口，擴大權力，收緊言論自由，針對傳媒工作者。他提到奧巴馬任內嘗試把公開「國家安全資訊」刑事化；而在一些獨裁國家，例如土耳其和埃及，情況就更嚴峻，很多記者被捕。
今年 4 月，無國界記者公佈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比兩年前暴跌 10 位，排名 80，位於科特迪瓦、多哥和東帝汶等國家之後。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蘇鑰機教授形容，從業員採訪受到威脅，「而且暴力的強度和頻率屬前所未見」。無國界記者總幹事 Christophe Deloire 在報告中提到，全球新聞業正面臨「民主危機」（democratic crisis）。當國家因疫情處於非正常狀態時，人民活在惶恐之中，示威者無法組織起來，政府就把握契機進一步集權。
5 月，聯合國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 David Kaye 緊急呼籲，敦促各地政府立即釋放被扣查、拘捕的新聞從業員。Kaye 引用非牟利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數字，全球至少有 250 名記者因工作關係被囚禁，情況最嚴重的是中國和土耳其。Kaye 指，拘捕記者與聯合國的宗旨相違背，他以近月的疫情為例，只有新聞自由，人民才可以在危機之中得到全面的資訊。
在另一個國家，美洲人權委員會就點名批評古巴濫捕記者。去年 4 月，古巴詩人兼記者 Quiñones Haces 因為替新聞機構 CubaNet 工作，而被以「違命及反抗罪」（disobedience and resistance）拘捕，五天後獲釋，但要繳交罰款。他最後因為拒交罰款，再被判囚一年。今年 1 月，原本打算前往美國出席人權活動的獨立記者 Rolando Rodríguez Lobaina 被捕，他後來獲釋，但就不得離開古巴，原因是他違反古巴人權規例。
國際特赦組織同樣也在 5 月警告，非洲南部多個國家都加快把新聞報道刑事化，政府直接查封媒體，以免令百姓知道政府抗疫不力。在贊比亞，政府取消了電視新聞頻道 Prime TV 的牌照，理由是該頻道拒絕播放政府廣告，但政府之前多次佔用廣告時段卻未有付款。斯威士蘭有記者因為報道國王健康欠佳而被捕。南非有記者採訪示威時，被警方以橡膠子彈射擊，當時記者已經大聲表明身份。而在津巴布韋、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都有記者被捕或被滋擾的案件。
在獨裁化的浪潮下，新聞自由很難避免受打壓。香港就處於這一波浪潮之中，無國界記者在 2002 年創立新聞自由指數之時，香港排名高達全球 18 位，甚至比英國、奧地利和日本還要出色；到今年香港排名 80，為歷來最差，跌幅也是亞洲最大，比較的對手已變成塞拉利昂、萊索托和岡比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