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中國歷史上第一道自由主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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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無錫的東林舊跡。 圖片來源: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在香港清掃反對勢力,53 名反對黨人士被控危害國家安全,47 人「優先」上庭。

中國文化不容許反對黨,與西方價值觀有本質上的分別。13 億人口之中,愈來愈多中國人懷有「制度自信」,覺得香港已成反中基地,中國的制度在撲滅武肺病毒一役,戰勝了西方。

中國人為何對「反對派」有基因上的敏感?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西方最類似的反對派是明朝的東林黨。15 世紀末葉之後,明朝的中國以無錫太湖一帶為中心,蠶絲產量發達,出產絲綢與瓷器一併出口世界。因此蘇浙兩省漸成自唐代以來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經濟發達,江南出現富豪,不但養蠶,而且盤踞多代傳下的土地,以此為致富的來源。

然而明朝建國之後,向江南的土地農耕田徵收重稅。江南的田賦收入佔大明全國財政收入巨大的比例。

如朱元璋洪武時期,全國夏秋稅糧的收入接近 3,000 萬石,其中江南蘇州一府佔 280 萬石,松江府 120 萬石,常州府 55 萬石。僅江南這三個城市,上交的田賦就佔全國田賦收入 15%。

這就引起江南富豪地主的不滿。何況蘇州紡織業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所謂「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地主、蠶絲商人、養蠶工人的三角關係開始形成。此一商品經濟模式,比黃河流域的北方,只知耕田,而間或遇到旱災與水災,進步的差距日大。

權力的訴求若由下而上,必定產生對經濟利益平均分配的不滿。江南地主階級有了錢,即蓄養知識分子,並非附庸風雅,而是中國社會的鄉紳制度,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出現了司法仲裁、理性討論的空間。

地主僱用知識分子固然也有士農工商的尊儒意識,也為滿足地主的子女禮樂知識的儒家思想需求。

因此,東林黨在東林書院開始逐漸形成。其首領,也就是黨主席顧憲成指出:「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所謂干係甚大,意思就是不公平。

東林黨領袖之一高攀龍。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偏偏開國皇帝朱元璋,對江南地區心有疑忌。以蘇州松江為中心的三吳地帶,在元末是朱元璋政敵張士誠的根據地。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軍事勢力之後,為斬草除根,撲滅張系的反對威脅,曾對蘇州松江一帶的富戶人家展開鎮壓,如沒收張士誠勢力集團支持者佔有的土地,改稱官田。

此所以有江蘇富商沈萬三誠惶誠恐,向皇帝捐獻,只為了保存身家性命。但後來沈萬三也被剷除,朱元璋更制訂規條,不准蘇浙江南人出任高官,對江南人歧視排斥。此舉一直維持到萬曆的張居正。

16 世紀初,明朝皇帝在北京專權,對知識分子不予重用。稍有猜疑,不但斬殺,還革回原籍。

東林黨的一干領袖人物,幾乎都是中央政府的中下級官吏,進士出身,後來遭到貶官。蘇浙人做不到高官,中下級官員還是有的。既貶革回籍,就在鄉間聚集講學,組成東林書院,每月講學一次。

東林書院講學,影響愈來愈大,吸引了許多失意知識分子,逐漸又提出自己的訴求:反對貴族大地主壟斷利益,並要求均衡參政。

東林黨人高攀龍提出:「天下之事,有益於國而損於民者,權國為重,則宜從國。有益於民而有損於國者,權民為重,則宜從民。至於無損國有益於民,則智者不再計宜決,仁者不宿諾而行以。」

這段話,可謂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宣言(Liberal Declaration)。

地主階級與東林黨有時聯合向北京中央抗爭,但東林黨一些人又不自甘於成為地主經濟集團的依附,一開始就帶有反對地主財團專制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東林黨陷入上下不討好的景地,兼且文人相輕,逐漸內部分裂,又以鄉籍內分朋黨,最後難逃失敗的下場。

以明朝東林黨的興衰,下證一百年來中國人對所謂民主自由的爭取,再旁證香港反對黨的覆滅,就知道所謂自由民主,確實與中國文化的大背景和基因相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