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為人類開啟現代物理學大門，發動一場現代科學革命。顛覆傳統的思想卻惹來老派科學家圍攻，即使愛因斯坦在 100 年前得到諾貝爾桂冠，但始終不是基於相對論的貢獻。其時著名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與愛因斯坦圍繞相對論和時間本質的論戰，更成為傳奇。
1905 年，愛因斯坦連續發表 4 篇劃時代論文，顛覆人類對時空、質量與能量的認知，當年愛因斯坦才 26 歲。這年又被稱為「奇蹟年」（Annus Mirabilis），因為從未有人能夠在短短一年內，對現代科學如此貢獻卓絕。
「論動體的電動力學」（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一文，便開創狹義相對論，革新牛頓古典時空觀，重新定義慣性參考座標下的時空關係，把相對性原理推廣至整個物理學範疇。但愛因斯坦的理論可能過於前衛，甚至尚未有足夠實證支持，即使愈來愈受到學術界同儕肯定，卻惹來老派學者蔑視和攻擊。
在 10 年間，愛因斯坦經歷過多次諾貝爾物理學獎提名，但委員會始終以相對論未得證實為由，拒絕頒獎。研究天文學的英國作家 Stuart Clark 指出，相對論的得獎呼聲在 1919 年再上高峰。當年牛津大學天體物理學家 Arthur Eddington 在日全食測量太陽附近的行星位置時，成功按愛因斯坦 1915 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見解，證明太陽的重力導致光線彎曲。此發現轟動國際科學界。
可是，戰後德國的反猶情緒高漲，德國人普遍把戰敗怪罪到猶太人頭上，愛因斯坦既是猶太人又反戰，間接為得獎帶來阻力。其他老派科學家又持續窮追不捨，著名的德國物理學家 Ernst Gehrcke 和 Philipp Lenard 便繼續質疑相對論的複雜數學，令得獎希望一再落空。
然而，拒絕頒獎的決定，並未削弱愛因斯坦聲望，反倒令諾貝爾委員會惹上麻煩。1921 年，委員會在權威備受質疑下，寧可暫時把物理學獎懸空，也不想就相對論頒獎給愛因斯坦。此後整年時間，圍繞愛因斯坦的爭論不已，捲入論戰的不僅有科學家，其中還有著名法國哲學家柏格森。
物理學與哲學的正面交鋒
當時愛因斯坦還是科學界矚目新星，以相對論開創嶄新時間觀念；年過 60 的柏格森卻是殿堂級哲學大師，曾經在 1889 年著作「時間與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提出其時影響深遠的時間哲學。
1922 年 4 月 6 日，二人在法國哲學學會安排下交鋒。對柏格森而言，時間源於人類主觀意識，不能夠如時鐘般割裂為數字單位，真正的時間連綿不斷，柏格森稱之為綿延（durée）。職是之故，愛因斯坦用數學計算時間，在柏格森眼中是荒唐而徒勞無功，他更貶低相對論為「嫁接到科學的形而上學，不是科學」。
柏格森花個半小時發表見解，卻遭到愛因斯坦回敬一句：「哲學家所說的時間根本不存在。」（Il n’y a donc pas un temps des philosophes）根據相對論的觀點，時間流逝的快慢，是相對參考座標而定，時間會因物質運動而改變。簡而言之，時間的「相對性」不是基於人類主觀意識，而是實然存在於客觀物理世界之中。
柏格森的關懷屬形而上、反理性主義、生命主義，深信生命充滿萬事萬物；愛因斯坦的關懷是形而下、理性主義、以及不依賴生命而存在的宇宙。兩者在根本上無法調和，被愛因斯坦激發的柏格森，同年出版著作「綿延與同時性」（Duration and Simultaneity）為自己的哲學見解辯護，此後攀上學術生涯第二高峰，5 年後奪得諾貝爾文學獎。
雖然諾貝爾委員會最後還是妥協，同意把 1921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補頒給愛因斯坦，但理由卻不是革命性的相對論，反而是其光電效應理論。委員會還煞有介事，在聲明強調「獎項未有考慮其相對論和萬有引力理論的價值，那怕理論將來得到證實」。物理學獎委員會主席 Svante Arrhenius 致辭時，又公然援引柏格森權威，稱相對論「屬於認識論課題」，算不上物理學。
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無異於再給愛因斯坦一記耳光。1922 年 11 月 9 日，愛因斯坦得知獲獎消息時，剛巧途經香港，但愛因斯坦未有因此折返歐洲，反倒繼續東行，寧可在日本巡迴演講和遊山玩水，浸淫在東瀛文化中自得其樂，放棄出席諾貝爾頒獎禮。歷史證明，愛因斯坦的大名最終凌駕諾貝爾之上，是否得獎確實無關痛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