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隔離營的飯菜質素突然成為頭條，大家一方面驚訝政府的安排竟可如此差劣，另一方面也驚訝如此低質的膳食供應商，竟可在市場存活。值得慶幸的是，該供應商的服務對象不是一般大眾，你平常不會中伏；可惜的是，平時吃下劣質飯盒的人其實是中小學生，留校午膳所食的就是這些垃圾。
在筆者中學時代，大家都稱這些飯盒為「狗飯」，但現在回想起來也太人眼看狗低，狗糧質素應該還比較高。這些膳食供應商之所以能活下來，靠的除了是價低者得的投標辦法，劣幣逐良幣外，還有是父母和學校那種「好食一餐，唔好食又一餐」的思維：把偏食和難食混為一談，膽敢辯駁就會回帶「日本仔打到黎嗰陣食番薯皮」的故事。起碼筆者當時家中的老人家是如此。
大家對英國名廚 Jamie Oliver 的印象，或者定格在去年的奇味炒飯上，忘記他曾經以改革英國學校膳食而著名。他在 2005 年拍了一個電視節目 Jamie’s School Dinners，跑到不同學校，揭露原來的供應餐點難食之餘又營養不均衡，並落手煮出新的菜式。這節目引發了後續幾年的學校食物改革，英國政府甚至為膳食標準製作指引。
然而，一時的話題燒完就無影無蹤，改革沒有持續下去，指引形同虛設。學校和父母們根本不當改革是一回事，更不覺得有需要。Jamie Oliver 說「改善膳食」這種主張，始終被認為是屬於「高檔及中產」（posh and middle-class），社會大眾對此嗤之以鼻。
中小學膳食之差劣是眾所周知的，但價低者得可以省錢，不是我食也沒有問題，加上進食的學生根本沒有發言權。這種方式鼓勵了劣幣逐良幣，所以在此特殊的環境中，質素愈差的供應商，愈能夠壓低成本，也愈能生存下來。
「狗飯」是一種共業，與「政治與我無關」式的獨善其身思維異曲同工，兩者報應在多年後的今日，以悲慘的方式回到香港人的身上。眾人以為「改善膳食」與「選舉政治」都是「高檔及中產」的，與自己生活無關的遙遠事物，但到了燃眉之急時，一切已經太遲。
對社會事務的冷漠而言，香港人並不孤獨，許多發達社會都有相似的情況。只不過香港的節奏急速，報應也來得迅速。連 50 年都不用，中產也要一嘗「狗飯」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