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電視年代:如何談電視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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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Isaac Won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5 月 21 日,ViuTv 的「Error 自肥企画」迎來了最後一集。過去三星期,該節目成為香港的全城熱話,不單內容輕鬆諧趣,更能喚起人們深刻反思,令不少港人看到香港電視業的一絲曙光。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的新傳系教授 Elana Levine 曾經撰文,講述大家在「後電視」年代,可以如何探討電視文化的政治。

在 80、90 年代,電視研究一度是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的顯學,代表例子有流行文化研究始祖菲斯克(John Fiske)的著作,還有紐科姆(Horace Newcomb)等一班美國傳播學家。當時的電視研究糾正以往過分講求實證數據的分析框架,改為套用人文主義和批判理論的視角,探討電視背後的文化和政治現象。電視不僅是一門產業,亦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媒介,學者會分析電視文本,比如節目裡的視覺符號如何產生意義,人們的喜悅感又從何而來。

當時學者的主要分析方法有所謂的民族誌(ethnography),即是透過長期實地參與一個社群以進行深入調查;另外還有符號學(Semiotics),研究文本裡不同符號的象徵意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在美國,電視研究學者尤其關心社會上各種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和草根大眾之間的不平等,廣播公司製作影像時會迎合廣告商,服從於資本邏輯。除此之外,透過視覺符號生產意義,廣播公司也會令觀眾內化種族主義等各種主流意識形態。

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不單電視產業受到影響,電視研究也走入瓶頸位。從前,一齣知名的電視劇可以是全國的集體回憶。Levine 認為當美國傳統電視聯播網沒落,影視娛樂方式碎片化,電視已失去往昔作為中心文化平台(central cultural forum)的地位,不再是各種意識形態交鋒的主戰場,性別和種族等文化政治議題亦不再是研究議程的核心。有學者轉做歷史研究,例如冷戰電視史,有人會研究電視和國際關係,今年就有文章討論中國電視台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當選擇愈來愈多,反建制的社會運動在媒體的生存空間擴大,愈來愈多黑人女性進佔廣播空間,Levine 坦承,不能否定相關性別歧視的情況已經比 80 年代大大改善,可她認為電視媒介到今天依然存在,有一定的觀眾群,那麼電視研究不應該停止。娛樂碎片化,獨立媒體興起,只是為電視媒介開啟新的研究問題,由過往聚焦「中心文化平台」上的意識形態角力,到今天要過渡到「後網絡時代」(post-network era),學者要探尋電視一類的舊媒介在新時代下的新角度。

她提出了一些研究方向。在「後網絡時代」,娛樂變得多元,人們可以自主選擇下,究竟會不會形成新的階級門第?所謂選擇多元化,但是故事和意識形態又是否真的做到多元?她認為不一定要佔據文化中心,才能體現主流文化論述,她引用菲斯克的名句作結:「電視文化是社會動態重要的一部分,而社會結構正正賴以自我維繫」(Television-as-culture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social dynamics by which the social structure maintains itself ),以此勉勵學界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