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對電影進行嚴格審查，叫很多電影人無所適從。環顧全球，政治審查其實從不罕見，但無數電影人仍然堅持不懈，在縫隙間繼續用光影說話，伊朗電影人可說是佼佼者。在嚴苛的政治宗教審查機制下，有人運用有限空間發展別樹一格的電影語言，亦有人無懼刑責堅持拍攝禁片，為伊朗電影在世界爭得一席之地。
在伊朗革命前的沙王獨裁年代，反政府電影已經被禁放映，1979 年革命後上台的伊斯蘭政權，不但加強政治審查，新成立的「伊朗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MCIG）還加設多重審查關卡，確保過濾所有政治和色情內容，阻止西方文化價值滲透。部分著名影星被終身禁演，無數電影製作人與演員也相繼流亡海外，不少累積的電影技術和製作經驗失傳，加上政局不穩而投資中斷，令革命初年電影業幾乎癱瘓。
直到 1980 年代末政局漸趨穩定，電影人才開始嘗試在有限空間下創作。電影研究學者 Rosa Holman 分析，由於資金短缺，初時導演經常起用非專業演員，依賴戶外拍攝，不用燈光器材，而且經常以兒童擔當主角，背後關乎到道德審查考慮 —— 政府對描寫成年男女關係有嚴格規定，反而以兒童為主角可爭取更大創作自由。
兒童在伊朗電影中於是有了矛盾的定位，一方面他們是自由象徵，不受政權嚴格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導演又想借助他們說出成人世界的困境，結果故事往往富有寓言色彩，兒童的現實與內心掙扎通常隱喻更宏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導演馬吉迪（Majid Majidi）代表作「小鞋子」（Children of Heaven，1997）和「天堂的顏色」（The Colour of Paradise，1999）是典型例子，通常講述年輕的兄弟姐妹如何合力應對父母的嚴格要求。
迴避審查的詩意寫實主義
除此以外，伊朗電影還有濃厚的寫實傳統，始自 1968 年導演 Daryush Mehrjui 作品「牛」（The Cow）。此傳統在革命期間中斷，後來得到伊朗電影大師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繼承，再以「詩意寫實主義」（Poetic Realism）風格發揚光大，代表作「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更為他贏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從此確立其國際地位。
在波斯文化生活中，詩比小說擁有更深厚傳統，基阿魯斯達米形容，伊朗人習慣在談話中引用詩句，這不限於知識分子和詩人，即使目不識丁也會背誦詩句來表達感受，令詩成為全民共通的語言。但影評人 Kaleem Aftab 提醒，電影的詩意運用其實也關乎審查制度 —— 無法提出直接的政治批判，電影人傾向透過詩性的昇華，在威權陰霾下探討人生價值與故事。
當然伊朗電影不只得單一面向，如今發展亦更為多樣化。「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2011）和「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2016）先後贏得奧斯卡頒獎禮最佳外語片，其導演法哈蒂（Asghar Farhadi）更三度奪得金球獎，標誌著近年伊朗電影成就，但不要忽視在時鬆時緊的審查機制下，依然有電影人不甘於規避敏感議題，不斷挑戰紅線而入獄。
伊朗新浪潮導演帕納希（Jafar Panahi）多次無視禁令拍攝，又公開參與反政府示威，2010 年被判入獄 6 年、不得拍攝電影 20 年，但他未有就此噤聲，被改判軟禁後繼續冒險創作，譬如只能在海外放映的得獎作品「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2015）。另一位知名導演拉穌羅夫（Mohammad Rasoulof）則秘密拍攝作品「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2020），正面探討伊朗軍人執行死刑的道德兩難，贏得柏林影展金熊獎，拉穌羅夫本人卻被禁止離境，一個月後鋃鐺入獄。
無論是模糊紀實與虛構的詩性藝術手法、還是無視禁令的直接政治批判，伊朗電影人未有輕言放棄，伊朗電影不但未死，還在政治壓力下發展出獨一無二的藝術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