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公司營商，以往多談論到企業社會責任（CSR）、社會負責任投資（SRI）。現時在環境、社會和管治（ESG）之中，以 E（環境）執牛耳，「氣候金融」潮流聲勢浩大，S（社會）鋒芒未及。但在 2021 年，大流行疫情爆發一年有多，各國航運、旅遊、飲食業仍大受打擊，富人得益於金融量寬措施，窮人卻朝不保夕。隨著社會風險暴露人前，ESG 的「社會」支柱亦愈來愈重要。
國際工會聯合會估計全球有 25 億勞工受僱於非正式經濟，意味著這些勞工未受足夠權利、社會福利或健康和安全標準保障。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由於福利系統保障不足，在 2021 年時全球陷入極端貧困的人口或上升至 1.5 億人（每日收入不到 1.9 美元）。與既有印象不同，這些人受過相對良好的教育，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地區。疫情持續，正暴露了持有非標準合約工人的脆弱之處。
在宏觀層面上，人力資本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鍵。未解決的社會問題堆積，可能會降低勞工生產力、勞動力和改變人口結構（如少子化），長遠拖累 GDP 增長。貧窮和貧富懸殊會導致社會動盪，這反過來有可能影響政治穩定，助長民族主義、保護主義，進而導致低投資回報和主權債務利差擴大。例如英國脫歐，一定程度上有此構成因素。
小至普通投資者，大至許多主動和被動型基金，投資有如投票，要考慮到企業在 ESG 方面的表現。其中的 S ——「社會」層面在疫下愈發重要，這可見於「社會債券」發行規模在 2019 年起顯著增加。世銀附屬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2020 年發行了 11 個社會債券，籌集 16 億美元，金額是 2019 年的 3 倍。全球社會債券發行額自 2020 首季起急速增長，2020 年第一季度發行額約為 100 億美元，到 2021 年首季已逾 900 億美元。投資社會債券，是希望資金能夠促成對社會有正面效益的項目，例如水務、交通、能源、公共衛生等基礎設施，以及教育、住屋、創造就業、糧食安全等。
在公司業務運作方面，ESG 的社會支柱會考慮公司與非投資人利益相關者的關係，例如員工、客戶、供應商、當地社區和整個社會。社會問題與公司的銷售業務和供應鏈均有關係，可對業績和回報產生持久影響。
譬如公司名譽損失、責任風險、由於員工不滿而導致高離職率或罷工，可為公司帶來額外成本；剝削員工或健康和安全標準存在缺陷，結果發生事故而需要賠償；公司沒有充分保護或侵犯人權，或者由於產品標準低而導致要召回產品，可能會失去銷售和增長機會。另外，消費者可以直接抵制那些不符人道條件下生產的產品（例如新疆棉）。如果不能確保供應鏈穩定和可持續，或會損害公司聲譽和採購產品的能力。
具體的例子，有英國時裝零售公司 Boohoo，在 2020 年 7 月股價一度大跌 4 成，皆因 7 月初有媒體報道揭發 Boohoo 供應商在萊斯特的工廠，提供的工資低於英國最低時薪，更未有遵守疫情規定和未有提供足夠的防疫保護措施。消息重挫 Boohoo 股價。網上商店 Zalando 和 ASOS 一度停售 Boohoo 品牌貨品。這顯示公司在 ESG 的 S 未如人意，可存在極大的業務和投資風險。
市場有不同的 ESG 評分機構，可為企業的 ESG 表現帶來一點參考。但各機構的計量公式不盡相同，綜合三間主要的 ESG 評分機構——Thomson Reuters、MSCI、Bloomberg，甚或是大中華代表妙盈科技，在「社會」支柱方面的側重主題也各異，覆蓋的層面廣泛，可涉及勞動力／人力資源、人權、供應鏈、社區關係、歧視等不同方面，因此需要留意企業評分高低背後的具體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