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兩百多年來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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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戛爾尼勳爵使團隨行畫家 William Alexander 的系列水彩作品之一。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馬戛爾尼勳爵出訪大清帝國的旅程,趣味盎然,不僅是細節活潑生動,更主要是其中的民情風氣,觀感印象或處境難題,和今日幾乎沒有兩樣,完全沒有歷史的隔閡,宛如在看一齣兩百多年前用文字描繪的紀錄片。

1793 年 6 月,歷經 9 個月的航行之後,使團剛抵達澳門,隨行的 4 名華人神父便要求下船,令英國人困惑而且不快,因為這明顯違反合約,但由於大清律法禁止國民離境,也禁止為外國效勞,這幾個華人等於連犯兩罪,一旦再踏上國土,即面臨受死的風險,因此他們只能留在澳門。可是又有甚麼理由禁止國民出境呢?伏爾泰的解釋是:這只能證明這裡的管治非常糟糕,必須把人都困起來,否則就跑光了。(This land is so bad and so badly governed, that we forbid any individual to leave it, for fear that everyone will leave it.)

覲見乾隆皇帝,翻譯是一個大難題:因為歐洲的宮廷語言拉丁文,已經開始被時代淘汰,中文的書面語也是極少數士大夫的專利,歐洲商人之間,竟然已經開始用英文來互相溝通 —— 這一奇趣現象,直到近代的香港依然適用:譬如上海話和廣東話不能溝通的情況下,兩者也會選擇講英文。

英國使節對中國普通百姓的印象,主要來自為他們服務的僕役,印象相當一般:有一次吃飯,廚師準備了兩隻雞,但每一隻雞都少一條腿,於是英國人指出,一隻雞應該有兩條腿,他便笑著把另外兩隻雞腿拿了出來。因此結論是中國人好撒謊,一有機會就偷竊,一被識穿就懊悔,毫不臉紅。

當然,他們對士大夫的印象又不同,譬如登州知府,馬戛爾尼對他的印象是「彬彬有禮,聰明好奇」。在天津上船接待他是一文一武兩名官員:文官姓喬,沉著謙恭,不卑不亢;武官姓王,態度隨和,淳樸豪爽,印象相當不錯。至於接待他們的直隸總督梁肯堂,年近 80,更是印象深刻:「其禮貌和尊嚴,為歐洲最機敏的權臣所不及。」

使團到達天津的時候,當地政府為他們安排演戲助興,其中一艘帆船由於船尾的乘客太多導致翻側,約有 40 人跌落水中,最後只有幾個人得救,群眾的興趣都在英國使團身上,「超過了他們對同胞生命的關心」。中國人的個人與集體有強烈反差:個人而言,習慣撒謊、不講道德;但集體則非常有紀律,力量強大。

離開天津之後,使團換坐小船向北京出發,船隻十分精美,服務極其周到,但由於缺乏「最重要的設施」,英國人依然覺得非常不便。

又由於天氣太熱,招待使團的食物變質,官員被罷黜,僕役被施以杖刑,馬戛爾尼對這樣的處罰深感錯愕,他向陪同的其他官員說情,但是無濟於事,因為「中國人總是表面上滿口答應,實際上總是要按他們的規矩辦」。

使團中還有一位引人矚目的配角,便是他身邊一位只有 12 歲的男孩小士丹頓(Thomas Staunton),中環的士丹頓街便是以他命名 —— 在香港的誕生過程中,他是關鍵主角之一。

當時他跟隨父親一起加入使團,擔任隨從,由於他正在學中文,後來連翻譯禮物清單和信件這樣重大的責任,竟有一半落在這個男孩身上。

再過了近半個世紀,1840 年 4 月,身在廣州的英國商人人身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英國國會為此激烈辯論,這時他已經當選樸茨茅夫的議員,當年他就是在此上船出發。

他問,鴉片貿易是否違反國際法?當兩廣總督用自己的船運送鴉片的時候,完全沒有問題。北京有權制止鴉片貿易,但禁止經商,驅逐出境就可以了,難道可以粗暴判處死刑嗎?他認為,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不可容忍。雖然興戰是令人遺憾的選擇,但他還是主張,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

—— 據說全場肅靜,大家都洗耳聆聽,因為當時沒有一個英國人,比他更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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