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你知道自己死後 30 天，人類也會在末日浩劫中滅絕，你愛的人、珍視的文化、捍衛的價值通通沒有將來，這究竟會為你餘生帶來甚麼改變？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在著作「我們為何期待來生？」（Death and the Afterlife）帶讀者展開這場殘忍的思想實驗，結果會發現，我們人生的追求，其實牽繫於人類整體的未來；我們可能比自己所以為的，更著緊身份和核心價值的傳承，甚至會超越個人生死。
有別於眾多末日電影小說，在薛富勒作品設想的末日情境中，你不會見證人類滅絕一刻，浩劫只發生在你死後 30 天，你本人還可以安享天年。如果人是純然利己的動物，我們確實可以置身事外，但實情是絕少人會真正無動於衷，我們還可能陷入不安。這至少證明了，死後發生又非自身經驗之事，依然會在我們人生具備意義。
薛富勒嘗試抽絲剝繭，追溯這份不安的源頭，其中最揪心之痛，莫過於預知心愛的人猝不及防橫死，作者推敲這份心痛背後，也隱含著我們將被遺忘的恐懼。現實中哪怕我們死去，只要相識的人毋忘我們，並繼續活下去，我們依然可憑著他們的記憶，在未來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很多人因而覺得「被遺忘」才是真正「離開人世」。偏偏在末日情境中，我們所寄生的人際關係將不復存在，未來只餘下一片陌生的荒涼。
誰來守護意義非凡的事物？
除了我們著緊的人橫死，意義非凡的珍貴事物消逝，同樣是末日最慘不忍睹的畫面。一般情況下，個人死亡所帶來的痛苦，部分正源於我們無法親身捍衛自己珍視的事物，於是乎，我們會寄望守護相同事物的手足活下來，讓這份價值信念成為傳統，超越個人壽命而世代承傳下去。
換句話說，只要確保守護共同事物與價值的群體世代綿延，便能保證遙遠未來有著信守相同承諾的繼承者。這種群體的存續並非意味著我們會被人記住，但至少可讓我們想像，自己在未來世界能夠維持一個社會身份，譬如是一個香港人，以致未來不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對很多人來說，這都是難得的慰藉。
可以想像，一旦我們得知一切再沒有將來，很多計劃都會頓時喪失意義。薛富勒舉例指，眾多牽涉傳統的活動，其實都旨在為群體承傳某種價值，假如人類快將滅亡，活動也恐怕很難繼續；像治療癌症或地震防災技術的科研計劃，原本旨在造福未來世代，末日也會大幅削減投資動機。
有人或者相信，末日陰霾會讓人寄情於文藝，但薛富勒猜想，隨著末日動搖人類對一切價值的信心，各類文化活動反而更難叫人全心投入；或者我們仍然會寄情感官歡愉，以逃避痛苦、肉體困乏和心靈挫折，但對於人生還有甚麼更值得追求，我們可能只得一臉茫然。
以短促人生成就永恆價值
如此類推，我們終於會發現人類集體的存續問題，其實遠比我們個人與心愛的人來得重要 —— 儘管我們都知道自己和所愛的人必有一死，但我們不會因此放棄人生的追求，還能對各種價值抱持信心，甚至甘願為此奉獻；然而，一旦預知到人類集體死期不遠，哪怕是我們死後才發生的浩劫，仍然足以使一切價值喪失基礎，乃至令我們餘生喪失有意義的追求。
這是我們很少體會到的事實，即是對於事物存在價值的信念，其實是建基於死後還有人活下去的信心；我們可能也比自己所想的，更著緊他人的存活，哪怕是未來尚未降生的無數個世代。這就是薛富勒書中談及的「來生」概念，背後不涉及任何宗教假定的「死後生命」，反而指我們死後仍有人活下去、價值能夠承傳下去的信念，薛富勒稱之為「集體來生」（Collective Afterlife）。
由此推論，有價值的生命需要具備兩個矛盾的條件：終結與永續 —— 我們壽命必須有限，只有當人生有限期，我們才會珍惜、才有意義可談；同時，我們人生的追求和信仰的價值，多少都要基於群體生活，需要有人類永續的信心支持。用短促人生追求、實現和堅守信仰的價值，把這份價值承傳下去，大概就是一種有價值的人生。「憑一口氣，點一盞燈，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