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我們該如何活出有價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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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21 日,民眾手持燭光並舉起三指,在仰光抗議軍事政變。 圖片來源:路透社

假設你知道自己死後 30 天,人類也會在末日浩劫中滅絕,你愛的人、珍視的文化、捍衛的價值通通沒有將來,這究竟會為你餘生帶來甚麼改變?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在著作「我們為何期待來生?」(Death and the Afterlife)帶讀者展開這場殘忍的思想實驗,結果會發現,我們人生的追求,其實牽繫於人類整體的未來;我們可能比自己所以為的,更著緊身份和核心價值的傳承,甚至會超越個人生死。

有別於眾多末日電影小說,在薛富勒作品設想的末日情境中,你不會見證人類滅絕一刻,浩劫只發生在你死後 30 天,你本人還可以安享天年。如果人是純然利己的動物,我們確實可以置身事外,但實情是絕少人會真正無動於衷,我們還可能陷入不安。這至少證明了,死後發生又非自身經驗之事,依然會在我們人生具備意義。

「我們為何期待來生?」封面

薛富勒嘗試抽絲剝繭,追溯這份不安的源頭,其中最揪心之痛,莫過於預知心愛的人猝不及防橫死,作者推敲這份心痛背後,也隱含著我們將被遺忘的恐懼。現實中哪怕我們死去,只要相識的人毋忘我們,並繼續活下去,我們依然可憑著他們的記憶,在未來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很多人因而覺得「被遺忘」才是真正「離開人世」。偏偏在末日情境中,我們所寄生的人際關係將不復存在,未來只餘下一片陌生的荒涼。

誰來守護意義非凡的事物?

除了我們著緊的人橫死,意義非凡的珍貴事物消逝,同樣是末日最慘不忍睹的畫面。一般情況下,個人死亡所帶來的痛苦,部分正源於我們無法親身捍衛自己珍視的事物,於是乎,我們會寄望守護相同事物的手足活下來,讓這份價值信念成為傳統,超越個人壽命而世代承傳下去。

換句話說,只要確保守護共同事物與價值的群體世代綿延,便能保證遙遠未來有著信守相同承諾的繼承者。這種群體的存續並非意味著我們會被人記住,但至少可讓我們想像,自己在未來世界能夠維持一個社會身份,譬如是一個香港人,以致未來不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對很多人來說,這都是難得的慰藉。

可以想像,一旦我們得知一切再沒有將來,很多計劃都會頓時喪失意義。薛富勒舉例指,眾多牽涉傳統的活動,其實都旨在為群體承傳某種價值,假如人類快將滅亡,活動也恐怕很難繼續;像治療癌症或地震防災技術的科研計劃,原本旨在造福未來世代,末日也會大幅削減投資動機。

有人或者相信,末日陰霾會讓人寄情於文藝,但薛富勒猜想,隨著末日動搖人類對一切價值的信心,各類文化活動反而更難叫人全心投入;或者我們仍然會寄情感官歡愉,以逃避痛苦、肉體困乏和心靈挫折,但對於人生還有甚麼更值得追求,我們可能只得一臉茫然。

以短促人生成就永恆價值

如此類推,我們終於會發現人類集體的存續問題,其實遠比我們個人與心愛的人來得重要 —— 儘管我們都知道自己和所愛的人必有一死,但我們不會因此放棄人生的追求,還能對各種價值抱持信心,甚至甘願為此奉獻;然而,一旦預知到人類集體死期不遠,哪怕是我們死後才發生的浩劫,仍然足以使一切價值喪失基礎,乃至令我們餘生喪失有意義的追求。

這是我們很少體會到的事實,即是對於事物存在價值的信念,其實是建基於死後還有人活下去的信心;我們可能也比自己所想的,更著緊他人的存活,哪怕是未來尚未降生的無數個世代。這就是薛富勒書中談及的「來生」概念,背後不涉及任何宗教假定的「死後生命」,反而指我們死後仍有人活下去、價值能夠承傳下去的信念,薛富勒稱之為「集體來生」(Collective Afterlife)。

由此推論,有價值的生命需要具備兩個矛盾的條件:終結與永續 —— 我們壽命必須有限,只有當人生有限期,我們才會珍惜、才有意義可談;同時,我們人生的追求和信仰的價值,多少都要基於群體生活,需要有人類永續的信心支持。用短促人生追求、實現和堅守信仰的價值,把這份價值承傳下去,大概就是一種有價值的人生。「憑一口氣,點一盞燈,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