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末日:報道衝突等於煽動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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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有克什米爾新聞工作者抗議政府打壓新聞自由。 圖片來源:Waseem Andrabi/Hindustan Times via Getty Images

2019 年印度取消克什米爾自治後,先後有傳媒集團被查封,接連有記者被警方逮捕入獄,報道陣亡反對派武裝分子的殮葬新聞,同樣遭受警方立案調查;印度內政部甚至通過法令,禁止採訪軍方與武裝分子衝突的消息,聲稱報道等同鼓吹分裂國家。

在克什米爾大學從事傳媒研究的記者 Raashid Maqbool,去年接受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訪問稱,過去印度對當地傳媒的打壓屢見不鮮,編採工作不時要面對政治壓力,有記者受到政治檢控。最著名的案例有資深記者 Asif Sultan,他幾年前撰寫專題報道,批評印度鐵腕管治刺激年輕人投身武裝抗爭,事後疑遭到政府清算,以多項不相干罪名監禁過千日。

隨著克什米爾喪失自治地位,當地傳媒面對的政治成本愈來愈大。資深記者 Peerzada Ashiq 受訪形容,政府扭盡六壬要傳媒跟隨官方論述,報道事實真相都要付出代價,他本人正是受害者 —— 他在去年 4 月採訪已故反對派武裝分子的家屬,轉達家屬對挖出遺體以舉行葬禮的期望,結果被控發佈「假新聞」。在文章刊登後,他被傳召到兩間警局接受數小時的盤問,此後警方的滋擾持續不斷。

「我曾經報道過葬禮,訪問過暴力衝突中的受害者,不論來自武裝暴力還是軍隊暴力,但從來未見過有記者因報道事實而被國家清算。」Ashiq 坦言,去年是當地傳媒生態的轉捩點,自從他受警方調查的消息傳出,整個傳媒業界都噤若寒蟬,再沒有新聞報道反對派武裝分子及其遺體下葬的消息。

去年 9 月 17 日,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爆發軍方與反政府武裝衝突,有記者攜帶攝錄器材在現場採訪,衝突造成 3 名武裝分子與 1 名平民死亡。 圖片來源:Saqib Majeed/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諸如此類,對傳媒機構的滋擾無日無之。譬如去年 10 月,反恐部門大舉搜查 9 個地點,包括有克什米爾英文報章 Kashmir Times 辦公室、法新社記者 Parvaiz Bukhari 住所等,過程中未有出示任何搜查令,僅聲稱收到「可靠情報」指目標人物和機構收受外國資金,以支援「分離主義和分裂活動」。

在自治政府倒台後,當地對外通訊曾經長時間中斷,城中各處設置路障,也間接幫助政府操控傳媒。Maqbool 解釋,由於新聞工作者無法使用互聯網,對外消息變相由政府壟斷,大多數報紙無新聞可報下,一度只能夠在頭版轉載官方新聞稿。他認為,政府不是要查禁所有報章,只是要嚴控記者報道的內容,然後透過繼續有報紙發行的假象,向外界證明克什米爾「一切如常」。

更駭人聽聞的,莫過於今年 4 月印度內政部通過新傳媒法令,禁止任何傳媒採訪反對派武裝與軍方的衝突,聲稱報道相關新聞等同煽動分裂國家、鼓吹「反國家情緒」,以致任何身在衝突現場的記者,都可能即場受警方檢控。身處海外的克什米爾記者 Umar Lateef Misgar 解釋,這些衝突經常發生在住宅區,屢屢傳出軍人以居民做人盾、掠奪財物、炸毀民房和謀殺平民的消息,相信是封殺衝突新聞的真正原由。

當地僅存的異見雜誌 The Kashmir Walla 也接連受到暴力威脅,總編輯 Fahad Shah 遭警方及親政府民兵毆打和拘留,以致他近兩年心身健康不斷惡化,但他與同事都無意就此投降:

我的職責、我團隊的職責,就是報道事實,我們會不惜任何代價堅持下去。假如你承諾要訴說人民的故事,那便不要為說出真相而憂心;在克什米爾,這就是關於創傷、失落和死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