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太林 —— 蘇聯運動與政治的交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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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蘇聯紅場上的體育巡遊。 圖片來源:Anatoliy Egorov/FotoSoyuz/Getty Images

「運動無關政治」只是似是而非的說法。運動長期與政治始終聯繫在一起,冷戰期間尤其密切。早於 1930 年代,蘇聯國內的體育宣傳已達高峰,其時史太林、黨內高層及外國貴賓,還會觀看紅場規模龐大的體育巡遊:充滿力量與技巧的表演,配上蘇聯國旗及大型史太林肖像,令運動與政治的界線愈發模糊。史太林治下的蘇聯推廣運動不遺餘力,有其政治考慮。

1920 年代,蘇聯提倡掃除殘餘的資本主義「頹廢」文化,認為新的蘇聯體育文化「應提升勞動生產率,訓練工人防衛,灌輸集體主義、良好衛生及講紀律的習慣」。因此,講求個人主義、打破記錄及競爭的競技,都被排除在外。

寫有「蘇聯運動員是我們國家的驕傲」的海報。 圖片來源:gallerix.org

蘇聯通過志願體育協會推廣運動,幾乎每個集體農場、教育機構和企業都有自己的運動團隊。不同志願協會及工會持續招募新成員,1928 年,農村中只有 5.3 萬人是體育隊成員,到 1935 年已超過 50 萬。不過,所謂「志願」體育協會,實際上並非自主運作,當中許多與蘇聯部委或政府部門有聯繫。

從組織到發展運動的方針,均能看見國家指導的痕跡。雖說蘇聯最初提倡全民體育、反對競爭,但史太林在 1925、26 年左右也提出:「我們能在任何地方競爭,為甚麼不參加運動比賽?」預示了蘇聯運動強國的發展。30 年代當地的運動海報呼籲群眾「即使不是冠軍,身體也要保持良好狀態」、「集體耕作者(collective farmer),壯健起來」之外,也宣傳「蘇聯運動員,是我們國家的驕傲」。

不過,蘇聯運動員要到 1952 年才首次參與奧運。此前,蘇聯一直抵制「建基於資本階級和剝削」的奧運,並在 1928 年起以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為名,自行組織斯巴達克運動會作替代。在莫斯科舉行的首屆全聯盟斯巴達克運動會(All-Union Spartakiad),7,000 名參賽者中,有 600 人來自美國、德國等 17 個國家的工人體育組織。

除了抵制西方,蘇聯還發明了自己的運動術語甚至是項目。例如,拳擊術語裡的「上勾拳」(uppercut)改叫「從下打擊」(udarom snizu)、「勾拳」(hook)變成「側擊」(bokovoy udar);摔角方面中,「過肩摔」(souplesse)則變成「偏轉摔」(brosok progibom)。蘇聯還發明自己的運動項目 —— 1930 年柔術與柔道被禁,取而代之的是徒手格鬥項目「桑搏」(sambo);同年代還有排球的變體、允許接球再扔球的「先鋒球」(Pioneerball)。60 年代,桑搏這項運動甚至獲全球範圍的認可,成為多個運動會的比賽項目。

30 年代,蘇聯已廣泛普及體育運動,但不少運動員卻身陷大清洗。大清洗槍殺或押解超過一百萬人至古拉格,體育界也有數千人遭殃。曾在國外參賽的運動員,很容易就被指控為間諜;表現非常出色的運動員也有可能招徠嫉妒者攻訐。國立體育文化、運動、青年及旅遊大學的滑雪組曾被列為恐怖組織,學生成員被捕,組織領袖遭槍決。1937 年打破 2.01 米跳高紀錄的科夫頓(Nikolai Kovtun),同年在訓練期間被捕,流放古拉格集中營 10 年,原因只是因為其父母在革命前,曾於哈爾濱中東鐵路工作,屬「破壞、間諜活動和恐怖分子」。

史太林本人熱愛足球,1936 年紅場便有一場專為他舉辦的足球比賽,但足球界人士及運動員也要小心政治及領袖好惡。1942 年,斯巴達克體育工會主席斯塔羅斯丁(Nikolai Starostin)被捕,罪名是密謀殺死史太林。據傳其入獄的真正原因,是足球隊在 1939 年蘇聯盃奪冠之路上,擊敗了一隊名為「史太林」的球隊,直至 1948 年 Starostin 才獲釋。

蘇聯體育在史太林推動下確有長足發展。1952 年,蘇聯運動員首次參加夏季奧運會,獎牌總數即名列第二。然而運動離不開政治,當政治土壤腐壞,運動界亦要隨時面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