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氣候變化的訴訟連年增加，2015 年至今已有超過 1,000 宗氣候訴訟案件。據統計，全球有 37 宗氣候訴訟與「系統應對」氣候變化有關，例如減排計劃未夠深入。除此以外，亦有訴訟與挖礦、森林砍伐等個別項目或行動有關。隨著更多氣候科學研究面世，氣候倡議者亦有更多彈藥發起氣候提訴。
近年最令氣候倡議者鼓舞的勝訴案件，相信是荷蘭海牙法庭判蜆殼公司敗訴，要求集團在 2030 年的碳排放要比 2019 年少 45%。2020 年，愛爾蘭高等法院判決亦指，愛爾蘭政府 2017 年制定的氣候緩減政策未有足夠的具體措施，愛爾蘭政府須制定更詳細的減排方案。荷蘭政府早於 2015 年在一宗氣候訴訟中敗訴，政府須在 2020 年前採取行動，碳排放水平要比 1990 年減少至少 25%；2018 年，荷蘭法院在上訴庭中維持判決。
「自然」期刊專題指出，荷蘭法院的判決基本上是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編製的氣候科學為基礎。法院引用科學家共識，即若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高於 430 ppm，地球將升溫攝氏 1.5 度，如此將對荷蘭公民構成嚴重危險，包括極端高溫、乾旱、降水和海平面上升。
在其他案件中，愛爾蘭和德國的法官提及 IPCC 報告時承認，不採取足夠的氣候行動，或很快就會引致惡果，包括惡劣天氣或海平面上升，威脅下一代生計。
美國麻省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首席氣候科學家 Peter Frumhoff 指，新的 IPCC 報告將促成更有力的氣候行動，但隨著氣候訴訟範圍擴大，訴訟亦要參考更多研究。他認為「有 IPCC 作為公認的氣候研究框架是種優勢」，但光有 IPCC 的證據並不足夠，氣候案件未來還可以納入新發表的歸因研究結果（例如驗證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對於引發極端天氣有多大影響），審查各簽署國遵守「巴黎協議」的情況，以及有關公司產品影響氣候的研究。
IPCC 報告為氣候科學界最權威的大規模研究，能呈現科學界共識，但缺點是需要花上極長時間編製，所以當報告發佈之際，結論或已過時。例如，在 2012 年 IPCC 關於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的特別報告中，要證實個別極端天氣是人為氣候變化，這種歸因研究被描述為「具挑戰性」，不易驗證。因此，在新一份 IPCC 報告更新此結論之前，歸因研究對相關案件的重要之處便被忽略。
6 月發表的報告指出，由於對研究仍有疑慮，氣候訴訟很少引用此類結果。但自上一份 IPCC 報告發表至今，歸因研究其實已有長足發展。而上月發佈的最新一份 IPCC 報告亦強調，自上次評估以來，氣候變化的歸因方法已經成熟，能得出可靠的研究結果。
極端天氣愈多，科學家便掌握更多數據進行研究。今年出現一連串的極端天氣，包括北美部分地區 7 月創紀錄的高溫、西伯利亞野火肆虐，以及比利時、德國和中國有嚴重降雨和洪水。研究顯示，氣候變化是北美熱浪和歐洲中部洪水的原因之一。
在法庭上使用科學材料爭辯，亦要克服精準傳達科學證據的困難。發表在期刊「自然 —— 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上的一項研究發現，一些原訴人在氣候變化訴訟中並未使用最佳的科學證據，這反映仍需要改善法律界和科學界的溝通，方能充分發揮氣候科學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