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手翻看清末時人對京城的記敘，提到「皇城根下」的權貴子弟，平時月旦時政，對李鴻章罵不停口，都恨他賣國（至於「求榮」這一部分似並無實證）。
然而李鴻章從廣東回到北京，許多人聽說，立即興高采烈，甚至餐館裡的客人都紛紛要求加菜添酒，原來大家都盼他來：「說人家是漢奸，沒人家又不成，就是裡勾外連的這麼一個人。」沒有他，日子實在難過。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李鴻章有本事幫國家「弄錢」，憑他的面子，能夠拿到列強的貸款，為大清繼續支撐生命。而那些平時排外，甚至仇外的權貴子弟，如果要他們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也是心有不甘，日常所用，物質享受，當然都是洋人來了之後，才有了極大的提升，譬如醇王府上下，裝了 500 多盞電燈，夜裡光如白晝，傳為京城盛事。
裡勾外連，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形容，在過去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外連」的必要，一直相信自給自足，好像乾隆皇帝對馬戛爾尼勳爵所稱的那樣：「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 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然而事實上，除了乾隆皇帝一人「撫有四海」，其他人並沒有資格像皇帝那樣不拿奇珍異寶當一回事，至於普通蟻民，擁有的物質財產更是少得可憐，以至於即使到了李鴻章的年代，對於外來的商品物資，其實需求十分強烈，尤其是這群特權階級。
他們咒罵李鴻章，當然是出於洩憤：此時大清地位已經凋零，不能再對外擺出傲慢自負的嘴臉，不能像乾隆皇帝那樣用主子訓斥奴僕的口吻，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外交這種骯髒和丟臉的工作，最好都由李鴻章去打點，只要關起門來，便不必面對洋人的臭臉。
但李鴻章的存在，又能直接為許多人帶來各種各樣的好處：招商引資、銀行借貸、資金運轉、做生意、找工作，甚至留學機會，都源源不絕，所以一聽說他回到北京，證明這樣的日子又能繼續，自然放下心來。
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能名正言順為他歡呼，或者為他正名，因為這樣一來，自己身為天朝上國的上層階級，就名譽掃地，這種由自我尊嚴不可侵犯而衍生的道德正義，使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李鴻章所代表的、按國際外交規矩行事的立場，不要說大清在外交協商中落得下風，即使能平起平坐，也令他們覺得沒面子。
只不過，大清的外交是否總是落下風呢？也未見得。當時李鴻章幕府也常常借用民間關係，最好是做生意的人，因為兩國遇有交涉事件，常常需要中間人，去探聽對方的談判底線。A 國要求 B 國做的事情，可能與 C 國也談過，對 B 強硬，但是對 C 可能有另一個更低的叫價。民間的來往，當然比官方渠道好用得多，而各國其實都這樣做，李鴻章也深諳此道，說他「裡勾外連」，便是這個道理。但是大多數官老爺，士農工商，高高在上慣了，哪裡看得上普通生意人？又怎會請他們入幕？
所謂「裡勾外連」，其實順應的是 19 世紀末國際潮流，高明（或者說稱職吧）的政治家，這樣做是他們的本能，無所謂為自己的名聲計。當然這四個字，字面上似頗為不齒，想必當時的大清忠臣，包括正宗的八旗子弟，都認為「李二（註）失節事小，天朝國威事大」，對他的評價充滿貶義。但是他們得知李鴻章回來，高興也是真誠的，做人何苦要這麼難為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