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手翻看清末時人對京城的記敘,提到「皇城根下」的權貴子弟,平時月旦時政,對李鴻章罵不停口,都恨他賣國(至於「求榮」這一部分似並無實證)。
然而李鴻章從廣東回到北京,許多人聽說,立即興高采烈,甚至餐館裡的客人都紛紛要求加菜添酒,原來大家都盼他來:「說人家是漢奸,沒人家又不成,就是裡勾外連的這麼一個人。」沒有他,日子實在難過。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李鴻章有本事幫國家「弄錢」,憑他的面子,能夠拿到列強的貸款,為大清繼續支撐生命。而那些平時排外,甚至仇外的權貴子弟,如果要他們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也是心有不甘,日常所用,物質享受,當然都是洋人來了之後,才有了極大的提升,譬如醇王府上下,裝了 500 多盞電燈,夜裡光如白晝,傳為京城盛事。
裡勾外連,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形容,在過去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外連」的必要,一直相信自給自足,好像乾隆皇帝對馬戛爾尼勳爵所稱的那樣:「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 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然而事實上,除了乾隆皇帝一人「撫有四海」,其他人並沒有資格像皇帝那樣不拿奇珍異寶當一回事,至於普通蟻民,擁有的物質財產更是少得可憐,以至於即使到了李鴻章的年代,對於外來的商品物資,其實需求十分強烈,尤其是這群特權階級。
他們咒罵李鴻章,當然是出於洩憤:此時大清地位已經凋零,不能再對外擺出傲慢自負的嘴臉,不能像乾隆皇帝那樣用主子訓斥奴僕的口吻,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外交這種骯髒和丟臉的工作,最好都由李鴻章去打點,只要關起門來,便不必面對洋人的臭臉。
但李鴻章的存在,又能直接為許多人帶來各種各樣的好處:招商引資、銀行借貸、資金運轉、做生意、找工作,甚至留學機會,都源源不絕,所以一聽說他回到北京,證明這樣的日子又能繼續,自然放下心來。
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能名正言順為他歡呼,或者為他正名,因為這樣一來,自己身為天朝上國的上層階級,就名譽掃地,這種由自我尊嚴不可侵犯而衍生的道德正義,使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李鴻章所代表的、按國際外交規矩行事的立場,不要說大清在外交協商中落得下風,即使能平起平坐,也令他們覺得沒面子。
只不過,大清的外交是否總是落下風呢?也未見得。當時李鴻章幕府也常常借用民間關係,最好是做生意的人,因為兩國遇有交涉事件,常常需要中間人,去探聽對方的談判底線。A 國要求 B 國做的事情,可能與 C 國也談過,對 B 強硬,但是對 C 可能有另一個更低的叫價。民間的來往,當然比官方渠道好用得多,而各國其實都這樣做,李鴻章也深諳此道,說他「裡勾外連」,便是這個道理。但是大多數官老爺,士農工商,高高在上慣了,哪裡看得上普通生意人?又怎會請他們入幕?
所謂「裡勾外連」,其實順應的是 19 世紀末國際潮流,高明(或者說稱職吧)的政治家,這樣做是他們的本能,無所謂為自己的名聲計。當然這四個字,字面上似頗為不齒,想必當時的大清忠臣,包括正宗的八旗子弟,都認為「李二(註)失節事小,天朝國威事大」,對他的評價充滿貶義。但是他們得知李鴻章回來,高興也是真誠的,做人何苦要這麼難為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