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輿論認為，香港沒有民主是港英政府所致，但回顧歷史，殖民地政府確曾提出過政治改革，部分是淪陷時期，被囚官員為香港重光的改革構思，最著名有推動民主改革的「楊慕琦計劃」。但有史家認為，地緣政治與中國因素，使殖民地選擇維持政制現狀。
80 年前日軍佔據香港以後，大部分港英官員、殖民地精英被囚禁赤柱戰俘營。本地歷史學家鄺智文指出，官員和精英不但面對戰敗之辱，加上營內長期物資短缺，有華人與混血兒亦先後冒險以食物和金錢接濟營內戰俘，推使部分人開始反省白人優越心態，在獄中商討香港重建改革計劃，同時提振士氣。
被囚的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戰後離港休養時表明，不會忘記戰時的善良百姓，如何冒著性命危險無私奉上物資。為了「讓這些可敬的人們重過正常生活」，他深信有必要改革香港社會和政制，此舉亦切合帝國賦予殖民地更大自治權的方針。
民主改革恐激怒中國？
戰時曾被囚禁在瀋陽的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在 1946 年 5 月回港重建文人政府，肩負與詹遜相似的政治願景，上任當日便提出前所未見的政制改革，俗稱「楊慕琦計劃」（Young Plan）。務求改變戰前港府放任政策，嘗試透過善治抗衡中國民族主義，加強市民對港英政府的信任。
楊慕琦在聲明中強調，希望「香港如同殖民帝國其他屬土，其子民能享有更全面和更多的責任，以管理自身的事務」。計劃包括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華人議員數目，首次建議設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其中有 3 分 2 為華人民選議員，負責市政事務，日後擴充權限接管教育、社會福利等民政事務，殖民地政府保留對財政和防務的控制權，以及與中方交涉等外交權責。
方案顯然參考了其他英國殖民地的改革，楊慕琦 1938 至 1941 年就任東非坦噶尼喀（Tanganyika）總督的經驗，相信亦有影響 —— 坦噶尼喀曾經是德國殖民地，基於英國戰前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主義，部分居民擔心英國會把殖民地移交德國，以致當地民心散渙，楊慕琦於是透過推行政治改革，擴充行政立法兩局，成功穩定民心，管治經驗備受殖民地部看重。
1947 年英國政府原則上批准「楊慕琦計劃」，但同年接任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卻依據自身在香港的經驗判斷，香港華人絕不可能效忠英國、楊慕琦的構思不設實際。即使華人偏好殖民統治下社會穩定，但賦予華人選舉權以後，仍難保他們不會「投票回歸中國」，結果葛量洪剎停改革。
從地緣政治考量，當時中國正陷入國共內戰，本地政商界同樣憂心，國共因素會透過民主制度動搖香港穩定；期望改善生計的大陸難民湧入，對殖民地政府少有怨言，同樣減少港府改革誘因。隨著 1949 年中共建政，英國外交部同時擔心，政治改革可能激怒中國，正如直布羅陀改革會激怒西班牙。
本地歷史學家曾銳生認為，避免激怒中國只是英國片面說辭，但 2014 年英國最新解密檔案卻證實，中國壓力確實存在。如 1958 年周恩來曾經反對把香港殖民地體制，改革成新加坡的自治領模式，要求英國維持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現狀，相信是要避免香港步向獨立。
葛量洪最終在 1952 年成功遊說英國下議院，以「時機不合」為由否決「楊慕琦計劃」。葛量洪政府並非沒有政治改革，如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但只屬制度上的小修小補，皆因葛量洪始終認為，不能把其他殖民地的經驗照搬香港，香港前途始終視乎「與中國的關係」。
於是乎，不少殖民地精英在戰時構思的其他改革，在重光後陸續實現，如取消「1904 年山頂區保留條例」，讓華人亦享有居住山頂的平等權利；港大生物系學者香樂思（Geoffrey Herklots）在獄中思考新界漁農業發展，令日本人建立的漁農業合作社，演變成今日的魚類、蔬菜統營處；但政治改革卻偏偏無疾而終。
資料來源
-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 —— 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蜂鳥，2021
- 鄺智文著：「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2015
-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