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 —— 港英政府的中國通」一書的主旨，是將殖民地香港的成功，歸功於一班學貫中西的西方精英。他們能融入中國文化，衍生一種新的、以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管治哲學。此書能令讀者明白中西文化雖有差異，但兩者從來並非對立。西方國家對於滿清以及近代中國的影響，絕不只有中學教科書上的八國聯軍燒殺搶掠；一眾來華傳教、仕官的西方知識分子，他們的貢獻亦應受到肯定。
此書亦都釐清了一個香港人長期搞不清的政治現實：殖民地政府不能單純地被視為一部隸屬於英國政府的管治機器。這一班長期和華人打交道、受儒家文化洗禮的洋官，他們審視問題的角度、所作出的政治判斷，往往與英國當地的官員產生衝突。這亦都解釋到為何時至今日，香港議題在英國依然存在爭議，因為長久以來英國政府和殖民地政府的觀點並非一致。
但「積極不干預」立論基礎亦有其盲點，例如書中指出一眾殖民地官員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們接受英國傳統公學教育，培養出紳士精神，同時又因深受中華文化熏陶而散發中國士人氣質 ，因此能夠按道德倫理做政治決策，平衡各方利益，達到社會公義。但事實上歷代殖民地政府中的「中國通」只是鳳毛麟角，不少港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等都不懂中文；來自殖民地部或外交部出身的官員，亦只是在入職前研讀過兩年中文，這與書中提到的赫德、莊士敦等人長期浸淫於華人圈子相距甚遠。
另一方面，如果將「積極不干預」與高馬可教授的「香港簡史」對讀，將會得出截然不同的歷史面貌：殖民地政府雖有推出各項惠民政策，但香港與公義社會依然有一段距離。過分強調殖民地政府的德政，將忽視香港社會的歷史全貌。
例如「積極不干預」第 15 章指，1946 年香港警隊擴充，同時加強警員的薪酬福利，吸引不少外籍軍人和其他英國殖民地的警員加入，提升警隊質素；又引述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指香港政府（包括警隊）頗為清廉 —— 但這些判斷明顯和事實不乎。「簡史」指出，在二次大戰後（即 1946 年後），香港的貪污受賄情況非常嚴重，情況持續至廉政公署成立。社會工作者、前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花幾十年揭露殖民地政府貪污舞弊的情況，最著名事件包括警察向小巴職工收取保護費；而總警司葛柏因貪污受查潛逃後，負責調查的百里渠（Sir William Blair-Kerr）法官更指警隊腐敗已經深入骨髓，政府部門幾乎無一不貪污。
不論英國紳士還是中國士人，貪污腐敗明顯有違政治道德，如果殖民地官員的管治哲學是如「積極不干預」所講，按倫理做決策，何以貪污問題會在香港落地生根？
在此指出兩書矛盾之處，並非要否定殖民地官員對香港發展的貢獻。即使他們就如書中所寫，受過高等教育、有高尚人格，始終政治是眾人之事，個人的道德修為並非必然能夠轉化為政治力量，將焦點集中於港英政府的中國通，是對殖民地時代政策的一個狹義解讀，未必有益於理解當時社會的歷史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