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部分人口操粵語,寫繁體中文,要與民溝通、勝任行政首長一職,中文水平十分重要。在港英時期,香港就出過多位漢學家級數的港督,最早一位在 1844 年滿清咸豐皇帝尚未登基的時候,就成為了香港第二任港督,任內大力推動學術和文化發展,但卻得罪全港商人。他就是戴維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又譯作爹核士、德庇時。
戴維斯在 1795 年於英國倫敦出生,父親是東印度公司高層,曾在孟加拉主管採購,也曾兼任貝拿勒斯地方法官。18 歲那年,戴維斯跟隨父親步伐加入東印度公司,獲派到廣東當一位抄寫員。這段時期他努力鑽研中文,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815 年,他年僅 20 歲就翻譯了「覺世名言」短篇小說「三與樓」。高超的中文能力很快得到賞識,並在翌年獲指派加入「亞美士德使團」(Amherst mission),前赴北京要求自由貿易,但因禮節爭議而未能晉見嘉慶帝。
1820 年代,戴維斯已經成為當時知名的漢學家。1822 年,他撰寫了「中國小說選」(Chinese Novels),被喻為英國最早的中文小說翻譯巨著。後來,他的著作不局限於文學翻譯,例如在 1823 年出版「賢文書」(Chinese Moral Maxims),收錄中文世界重要的道德格言。1824 年,他又編製適用於廣東和澳門地區的字典,同年成為了皇家亞洲學會的創會會員。1829 年,其翻譯的「好逑傳」(The Fortunate Union)為當時西方文學界帶來極大震撼。
戴維斯雖然學富五車,政治仕途卻不太順暢。1832 年,他成為東印度公司廣州特別委員會主席,但翌年英國政府就取消了該公司的貿易專營權,令他淪為末代大班。1834 年,發生了「律勞卑事件」,時任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Lord Napier)未得清廷准許就硬闖廣州,英國和滿清爆發小型軍事衝突,最後律勞卑撤走並客死澳門。律勞卑死後,戴維斯接任駐華商務總監一職,而英商分為對華鴿派和鷹派,屬於鴿派的戴維斯上任三個月後就抵受不了壓力請辭。
回國後,戴維斯的漢學成就更上一層樓。1836 年出版「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是鴉片戰爭前英文世界對中國最詳盡的描述,令他成為當時的三大漢學家之一。1841 年,戴維斯又出版「中國見聞錄」(Sketches of China),回應當時的鴉片戰爭,著作後來多次再版。到 1844 年,首任港督砵甸乍與英商交惡,在政府又孤立無援,希望卸任離開香港。英國政府就找來了「中國通」戴維斯,由他接任港督之稱。
澳洲國立大學漢學家披頓(Will Peyton)認為,戴維斯既有豐富的商界經驗,又精通中國文化,於是得到推舉。英國殖民史學家韋爾許(Frank Welsh)則在著作「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形容,有關任命顯然是一個政治決定,甚至是對英商的直接羞辱(direct affront)。當時執政的保守黨未有諮詢過在華英商(大多數親輝格黨)的意見,也沒有找一個比砵甸乍顯得更溫和的人。從過去東印度公司的經驗來看,戴維斯處事風格比較獨裁。
1844 年 5 月,戴維斯抵達香港,一待就是 4 年,在任期間,港英政府與英商的關係果然進一步惡化。戴維斯推翻過往的不干預政策,任內港英政府首次徵稅和引入商品發牌制度,後來為求達至收支平衡,稅項愈加愈多,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其中,政府 1844 年 8 月通過「人口登記法例」,以人口登記為名徵收人頭稅,洋人 5 元,華人 1 元,最終華洋居民齊齊罷工抗議,迫使政府放棄徵收人頭稅。而在其高稅政策下,不少居民選擇離開殖民地。
不過,戴維斯在文化方面確實對香港有貢獻。身為一位學者,他十分關心教育,鼓勵辦學團體興學,向洋人教授中文,又向華人教授英文。1847 年,他推動成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自己身兼主席,致力推動香港及華南地區研究。他又向英國政府動議興建動植物公園,以鼓勵生物學和植物學研究,可惜因為經費問題,計劃要到他卸任後才落實。而在他任內,也首度開始賽馬活動,促進社群聯誼,賽馬活動終成今天香港一大特色。
到 1848 年,戴維斯與首席按察司曉吾(John Hulme)不和,終以醉酒鬧事為由辭退後者;後者不服,把事件鬧至倫敦政府。最終,英國政府推翻決定,並向戴維斯施壓,要求他離職。韋爾許就這樣點評戴維斯:
戴維斯的性格和經驗,無法幫他安撫失望的殖民地僑民。他為人冷漠、難以接近,個子短小,平庸無能,沒有砵甸乍般的氣派。他喜愛中國文學,又能寫出優美的拉丁詩歌,但其愛好和能力、並不足以贏得尚未開化、視財如命的僑民群體歡心。(頁 170)
1848 年 3 月,戴維斯黯然離開香港,上船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歡送,當然也沒有致辭和酒會。後來他回到英國,繼續寫作,1876 年又獲牛津大學頒授民法學博士學位,終在 1890 年以 95 歲高齡逝世,是歷代最長壽的港督。近年仍有中國文學學者會鑽研他的翻譯作品,他亦被評為「黯淡的政客,耀眼的漢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