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8 日，2022 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報告正式出爐，香港高、中、低層公務員有望分別加薪 7.26%、4.55% 和 2.04%，增幅是 1996 年以來最高。網民質疑一眾公僕竟可用公帑逆市加薪，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勸市民不需要「眼紅」。在公共行政學，有學者會認為公務員普遍比商界低人工，要透過加薪挽留人才。然而，有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表示，不應只直接比較兩者薪資，還要計算生產力。
2021 年，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 Christos Makridis 在政治經濟學期刊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發表研究文章，提出比對公務員與商界人工的方法。他的研究追蹤了 1993 年到 2013 年美國高技術工人的薪酬趨勢。他指出，過去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公營機構都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於是有學者、智庫和媒體主張要為公務員定期加薪，以彌補所謂的「技術空隙」（skill gap）。他的研究則從最根本的假設著手，即兩者之間的人工差距，挑戰該理論。
Makridis 的數據，主要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進行的畢業生薪酬調查 IPUMS Higher Ed，受訪者主要是科學和工程學學生，調查每 2 至 3 年 1 次，20 年間進行了 9 次，問及受訪者的背景資料、行業、工資水平、學歷和職場環境（如僱傭關係、工作滿意度）。調查顯示在美國，政府部門比私人機構聘請更多碩士和博士生，後者則招聘更多專業學位人士。而從帳面上來看，私人機構的平均年薪卻比公營機構高，分別為 76,540 美元和 68,659 美元；增幅分別有 12% 和 10%。
可是，Makridis 再進一步作出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嘗試控制背後的干擾因素（confounding factor），例如年齡、種族、學歷，這些因素可能會造成求職者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傾向或者只會選擇某一些工種。另外，工作待遇如工時、福利、工種性質，也可能直接影響員工實際的物質收益。當 Makridis 計算個人背景因素，以及時間固定效應（year fixed effect），又考慮人們會從公私營機構互相跳糟，發現結果和帳面數字截然不同。
公務員其實比私人企業平均多賺取 3.9%。帳面數字受到「向下偏誤」（downwards bias）影響，一些高生產力員工僅被撥入作私人機構計算。而且 3.9% 可能只是公私營收入差別的下界（lower bound），因為政府僱員通常會獲得更多非薪酬福利，例如醫療保健、退休金等等。而且現時的薪酬差別通常以年薪作計算，但是公營機構比私人企業的實質工作時數平均相對較短。另一點是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待遇差別，很少受到勞動市場供應所影響。
Makridis 認為，與其把公務員人手短缺，歸咎於與私人市場的工資差異，倒不如處理一些公務員真正面對的官僚和機構管理問題，比方說發展機會不足、缺乏工作滿足感和自主度，那些非物質因素可能才是問題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