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記者 Richard Hughes 花了差不多一輩子在東亞,在 1968 年出版的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是他的代表作。封面是一群白人在打草地滾球,但背景卻是掛滿了文革標語和毛大頭的中國銀行大廈,對比書名的「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一句同時成為了香港多年的註腳。
借來的地方和時間是要還的,欠債還錢是要還給中國,因為新界的租約的確是在 1997 年到期。Hughes 沒有錯,起碼在成書的 60 年代,基本上「香港文化」的想法還未出現,大眾仍處於逃難暫住的心態。由內戰、二戰、到文革,香港都是中轉站,「本地人」是一個未成形的概念。
如果「獅子山精神」是本土文化普及的起點,那麼直到 70 年代香港才出現所謂的本地人。也因為 97 大限的迫近,香港文化在起飛的同時面對自己的死期。對於當時的香港人來說 —— 歸屬感接近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想回去」的地方,今天也許仍一樣。縱使北方的大地在各方面藕斷絲連,但那個國家的政權也不是「本土文化」的歸屬。
Ackbar Abbas 在 1997 年出版的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捕捉了在矛盾中滋生的香港文化。他認為香港文化是一種「後文化」(Postculture),在殖民地歷史與全球化環境的夾縫中搖擺,而且在變幻與消失中呈現。「保育」無法拯救在覆滅危機中誕生的主體,因為保育只能冷藏「過去」,不能呈現「現在」。香港文化是未完成的過程,必定以行動的方式呈現,所以面向的是未來。
換句話說,在 Abbas 眼中的香港文化基本上是行動主義的實踐,只能透過當下社會空間裡的演出來呈現,而呈現的觸發點是消逝。在香港,所有存在的一般事物都是「集體記憶」的土壤,但往往將消失或已消失的事物才是成為焦點的文化客體。因為其消失的契機,香港文化的主體就會以各種行動呈現。
「香港文化」其實是一種對消逝的拒絕,這種拒絕本身是香港人自身的寓言,在殖民、二次殖民、全球化的環境下,尋找文化主體而不斷掙扎,掙扎過程的本身就構成了經驗主體。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對皇后碼頭沒有歷史經驗的世代,竟然是當年主張保育的主力;又為甚麼平常極少幫襯的珍寶海鮮舫,在結業、離開和沉沒之際,會勾起大眾的鄉愁。
在敘述故事之前,作為後文化的香港,更在意的其實是如何獲得敘述故事的主體。沉船的故事在碰到海底之後,才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