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記憶是一種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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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有民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遊行,支持時任最高領袖霍梅尼頒佈對魯西迪的追殺令。 圖片來源:Kaveh Kazemi/Getty Images

英國印度裔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紐約一個文學節講座,被一名恐怖分子上台持刀襲擊重傷,成為自安倍遇刺後另一國際觸目的遇刺事件。

魯西迪曾經以為,伊朗對他下達的全球追殺令已經三十年。他匿居長達十年,以為時間可以沖淡伊朗極端政權的仇恨,但顯然失算。

伊朗方面,也對魯西迪之遇襲,發出戰狼式的歡呼。伊朗國內一份總編輯由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委任的報紙 Kayhan 發表社論:攻擊邪惡的異教徒魯西迪,我們對那個勇敢而有責任感的英雄,發出一千次歡呼。

雖然,伊朗政府對此並無正式的官方反應。

2019 年,哈梅內伊曾在推特宣佈:「對魯西迪的追殺令,是堅實而不可徹回的。」(Solid and irrevocable)。伊朗的媒體也不斷警告:「復仇之戰」,遲早有一日會命中目標。

但是,伊朗國內也有極端的反美勢力聲稱,魯西迪的遇襲是陰謀,是伊朗的敵人實施的苦肉計。

伊朗核計劃的一名顧問馬蘭迪,在社交媒體聲稱:「雖然我不會對魯西迪流半滴同情之淚,但在我國重啟核談判的時候,為何有此巧合事件?為甚麼魯西迪被刺之際,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均被傳出有人懸賞暗殺的新聞?」

這類戰狼式的仇恨言論,與如間諜小說的陰謀論解讀,你是否覺得很面善?

在極權國家,仇恨的記憶很長,特別是獨裁者。極權統治者需要很好的記憶,或者他們天生就有,將仇恨銘烙在腦海,成為武器,必要時由記憶的儲藏庫中,將仇恨的槍枝,發給其統治的民眾。

但相反,極權統治的國家的人民,對於許多事情的記憶力卻很短。記憶成為一種政治武器:極權統治者需要不相稱地擁有此一武器,或對記憶壟斷。

導致魯西迪被追殺的「撒旦詩篇」。 圖片來源:Derek Hudson/Getty Images

或許伊朗下一代的年輕人也忘記了魯西迪其人,但哈梅內伊 2019 年在推特的宣告,很婉轉地喚醒此一記憶。伊朗由政府控制的傳媒,當然也決定了甚麼事情應該長期記住,甚麼不應該。

我沒有去過伊朗,不知道伊朗的中小學教科書如何編寫。伊朗對西方文明的仇恨,會不會由三千年前希臘亞歷山大遠征波斯帝國,那一場著名的戰爭因希臘取得勝利,而會被今日伊朗的極權政府用來向下一代灌輸:「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三千年前帝國主義祖宗希臘,就曾經對偉大的波斯人民侵略,造成了伊朗最早的國恥,而且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對伊朗犯罪的最早證據,雖然那時的波斯帝國與今日的伊斯蘭文化完全無關。

記憶是非常凌厲的武器,只准我擁有,不准你分享。奇怪的是,魯西迪身為知識分子,理應清楚記得三十年前的全球追殺令,他也應該知道此一命令偶然在推特還會被提起。

而推特竟然一度容許哈梅內伊擁有賬戶,而且在美國公然用英文散播此仇恨呼籲,雖然在哈梅內伊發言後,賬戶馬上被限制,也足夠顯示西方自由主義那種「包容」之虛偽和可笑。魯西迪一定遲至 2019 年都知道,哈梅內伊在推特的警告。為何他還以為此事在三十年前,到今日應該被淡忘?

對於西方許多商人和知識分子,1989 年的六四,在布殊與鄧小平通了電話之後,經歷克林頓、奧巴馬、拜登,也都已經淡忘。

魯西迪的慘劇證明,記憶的不對等,過度的寬容,加上精英知識分子那份 Feel Good 的傲慢,最終令自己成為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