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8 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宣佈當地 COVID-19 疫情已經結束。而在較早之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Ghebreyesus）亦表示全球大流行的終結已經「近在眼前」。全球大部分國家都陸續放寬、甚至完全撤回繁瑣的抗疫措施。9 月初，權威科學期刊「自然」就刊登專題文章，反思世界醫學專家從 COVID-19 封城措施學會甚麼。
2020 年初第一波疫情爆發，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全球多國被迫採取極端封城措施以限制病毒傳播。在 2020 年 4 月，全球就有超過 90 個國家共 39 億人口陷入封城狀態 —— 文娛康體活動被迫取消、餐飲零售商店被迫關門、各級學校停課，人民被強制留在家中。到今天，隨著疫苗發達，大部分人口都有抗體，加上病毒變弱，世界多國都取消了有關措施，但中國大陸依然堅持「清零政策」，到 9 月初有 33 座城市因疫情仍處於部分或全部封城狀態。
「自然」期刊指出，醫學界基本上有共識，認為封城政策能夠大大減少人們的社交接觸，從而阻截病毒傳播。不少學者都認同各國政府在 2020 年初的封城決定，當時政府要避免公共衛生制度崩潰，同時爭取更多時間發展疫苗，手頭上確實沒有多少選擇。後來的研究亦指出，能夠快速果斷封城的國家，確實能夠拯救更多人命。可在實際操作時，要如何平衡利弊，往往不單是科學計算，還要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因此專家往往有極大分歧。
封城措施有利亦有弊。明顯地，封城會帶來沉重成本，商企停業招致嚴重財政損失，加深社會困苦，另外學生的學習進度會受到影響，市民大眾亦可能要面對各種精神健康問題。「自然」期刊也補充，現時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問題，假定了人們不會自發減少社交接觸，從而不自覺地誇大了封城成效。哈佛大學衛生政策助理教授 Thomas Tsai 就表示，早在佛羅里達首次封城前兩週，人們的流動頻率就已經大大減少，因為人們看得到紐約和波士頓的疫情嚴峻。
有研究人員會嘗試比較不同國家的抗疫措施和疫情數字，然後判斷封城成效。可是，疫情的嚴重程度，背後受到太多因素影響，例如政治、文化和地理，直接比較並非理想做法。2020 年初，瑞典採取相對寬鬆的措施，最後其超額死亡數字卻低於其他有封城的西歐國家。可是，瑞典的平均家庭人口為全歐盟最低，人民對政府信任度較高，政府只需要提供指引，不用推出強制措施，已足以減低社交接觸。
愛丁堡大學傳染病學教授 Mark Woolhouse 向「自然」提到，現時甚少關於封城壞處的科學討論，各國政府難以衡量政策的利弊。然而，封城確實帶來很來嚴重而同樣迫切的問題 —— 社交區隔造成的精神疾病，還有日益惡化的家庭暴力，醫學檢查取消又會令到某些人得不到合適治療。他個人認為，蘇格蘭政府當初可以避免關閉學校，因為年輕學童屬於低風險群組，病毒對各人的風險水平並不是劃一，政策應該更聚焦於保護老人家和弱勢群組。當然，Woolhouse 的建議亦受其他學者質疑。
文章結語指，在未來，人類可能會面對其他公共衛生挑戰，而病毒的傳播模式很可能跟 COVID-19 截然不同，例如流感病毒會襲擊年輕學童，到時候政府又會有不同的道德考量。有一點則比較清晰：封城措施加劇貧富差距，長期活於貧窮和不安之中的人，往往最受政策打擊。政府要加強財政上的援助，也要令更多人享用到醫療制度。Tsai 就強調，政府要加強透明度，令到大眾看到政府不是任性妄為，因為公共衛生政策不單是科學問題，也是價值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