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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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狀元學生不去當醫生,難道都去當官嗎?

譬如明末的李自成,眾所周知他是一個驛站的頭目,身份大約是今日一所郵局局長,結果由於朝廷縮減公務員職位,起初減薪,後來索性停薪,於是他加入了造反的叛軍。諷刺的是,他這個中下層公務員的職位,其實是問同鄉借錢買來的,收不到薪水,還不起債,就只好如此囉。如果李自成生存的社會,允許他把郵局經營成一個方便當地的送貨服務公司,甚至是一個小型的美團,後來的大劫難還會發生嗎?但李自成這樣的角色,與明朝這樣的專制社會,顯然是天生一對,注定的。

感責:一個機構得以走向問責的關鍵

很多港人聽過所謂的「高官問責制」,原意是各政治委任官員須為過失向公眾負責任,但這個制度成功與否,大家心中有數。不論是公私營機構,「問責」都是組織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2021 年,公共行政學權威期刊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就刊登一篇研究文章,提出「感責」(felt accountability)的概念,認為機構要達到問責,當從員工個人感知出發。

馬來西亞公務員的腐敗根源 —— 奉承文化

對於怎樣的公務員團隊才稱得上是優秀,大眾可能各有見解,但公務員制度如何變得腐爛,也許要由體制內解釋。雜誌「歐亞評論」(Eurasia Review)亞洲及大洋洲分析師、馬來西亞玻璃市大學副教授 Murray Hunter,認為馬來西亞的「奉承」(bodek)文化,是該國公務員團隊的最大障礙。

搶廁所、制高點:通通都是印度地位的象徵?

根據世界銀行去年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印度在 190 個國家當中排名 63,位置不上不下的其中一個原因,或是政府内部繁文縟節過多。在成為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前,Kaushik Basu 曾在 2009 年起替印度政府工作 3 年,期間留意到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中,有些「有趣」的規矩和做法。

公務員的倫理課:行政邪惡

公務員是重要的政策執行者,可以影響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福祉。在西方公共行政學中,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就成為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大峽谷州立大學 Danny Balfour 教授和密蘇里大學 Guy Adams 教授在 1998 年出版著作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提出「行政邪惡」(Administrative Evil),警告公職人員只講官僚理性,可以為社會帶來極大災難。該書至今已是公共行政學的經典著作。

水俁病:日本給環境治理史寫上的教訓

電影「毒水曝光」(Minamata)改編自日本 1950 年代起的水俁病污染事件。該病成因是攝取受污染的魚和貝類而導致甲基汞中毒,第一宗個案在熊本縣水俁市發現。儘管熊本縣事件已帶來嚴重的教訓,1960 年代中期新潟縣還是出現第二次爆發。環境問題能導致嚴重社會問題 —— 但真正的問題,或許是在人與制度之上。

鄭立:九品芝麻官 —— 原告變被告,沒有法治只有政治

正義取得勝利,是因為主角得到了比其他角色們更大的權力。沒了。不是因為他有道理,不是因為他找到了甚麼大線索,就是權力大過對方。好人得勝,背後的訊息卻沒有比較理想,勝利只因為幸運地得到權力的眷顧,放在現實,這算是甚麼好結局呢?

「平庸之惡」主角艾希曼的一生

哲學家漢娜鄂蘭在探討極權的邪惡本質時,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一說。她發現成就極權的人,不一定是窮凶極惡,也可能一班沒有思想,沒有個性,只懂唯命是從,在體制內等升職的人。可是這些人未必沒有後果的,「平庸之惡」的主角艾希曼,即使跑到天涯海角,最後也被捕和處死。

鄭立:百戰小旅鼠 —— 將責任與判斷力外判的結果就是自取滅亡

旅鼠做事是不看結果,不看成本效果的,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是「盡做」,「唔係仲可以點?」,就算這件事的結果是必然死亡,例如向前行就會墮樓,或者是成功率超低,失敗風險極高,成本效益極低,他們都只會認定自己做的事是正確而且是唯一應該做的,並且堅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