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歷史愈來愈受關注，有很多關心地方歷史的民間組織和檔案計劃誕生，有以香港史為主題的書店，當然也有大量相關書籍面世，由科普書到研究面向，滿足不同程度的讀者。香港史研究亦早已走進世界，例如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在 2022 年設立了香港史研究中心。1994 年，歷史學家冼玉儀曾經撰文回顧香港史發展，認識早期為香港歷史著書立言的人。
早在 19 世紀，已經有零星關於香港史的著作，不過冼玉儀認為要到 1950、60 年代，學界才對本地歷史有更具系統的研究。雖然當年人數不多，仍可根據不同的背景、培訓、手法、焦點和方法論，大致分為五個群體。
一、南來學者
其中一批重要學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中國歷史學者。從「主流」中國歷史學者眼中，香港史對於「真正歷史」，即「朝代史」來說實屬邊緣，並不值得嚴謹的學術關注；然而當他們來到香港工作，自然會把部分精力轉向地方研究。第一位研究地方歷史的學者是羅香林，他於 1951 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他其中一門課是「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其中包含香港歷史的部分，學生會參觀本地歷史遺址。
羅香林在 1959 年發表「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是香港史的早年著作。羅香林又研究孫中山在港足跡，並在本地發現大量與孫中山相關的文件和遺址。這班南來學者還包括簡又文、饒宗頤和後來的林天蔚。不過，香港史並非他們主要的研究興趣，他們只是偶爾撰寫香港史文章，而且通常只在香港與主流朝代史交匯時才進行研究。例如簡又文研究宋王臺，是因為據說宋朝最後兩位皇帝逃難時，在今天香港一帶建立了行宮。
這批學者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依賴文獻資料，如朝代史、家譜、地方志和石刻碑文，但很少用上非文本資料。他們在過程中發現大量有價值的地方史料，特別是羅香林和林天蔚會有系統地收集家譜，並闡述這些文獻在地方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同樣重要的是，作為當時大中華地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把香港歷史納入更廣泛的中國史學領域，令本地史在當時吸引了更多大中華學者關注。
二、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
另一批為香港史作貢獻的學者，是來自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與社會學家。他們相比南來學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學術傳統，對中國社會感興趣但又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詳細和密切的田野研究，因此選擇到仍然保存著許多文化傳統的新界。其中一位先驅是人類學家華德英（Barbara Ward），她於 1950 年到達香港，以滘西洲為研究基地。1961 年美國學者波特（Jack Potter）從柏克萊來到香港，研究屏山村的發展。1963 年，裴達禮（Hugh Baker）來港撰寫博士論文，進行一系列田野工作。他居於上水村，學習粵語，深入融入當地社區，並在 1968 年發表著作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ueng Shui。
其後陸續加入的學者，包括美國的 Eugene N. Anderson 和日本的可兒弘明，二人研究青山灣、John Brim 研究西貢墟市、Graham Johnson 和 Elizabeth Johnson 考察荃灣新市鎮、研究性別、宗教、民間風俗的 Marjorie Topley，另外還有 Robert G. Groves、John Brim、Göran Aijmer 等。
他們各自專注於特定村莊或群體，通過深入研究，發掘出豐富的地方歷史資料，除了文獻資料，還包括口述歷史和民族誌。他們通過觀察風俗儀式、工藝品和服裝、建築、經濟活動、語言、符號和日常行為，為香港史研究增添更多維度，突出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重要聯繫。這些學者可能更關心如何藉此談論中國文化、社會組織、社會地位、權力和政府、性別問題、家族關係等理論命題，但他們的工作無疑幫助我們理解地方獨特歷史。
三、學者官員
早年港英政府負責治理新界的官員，也不乏具有傳統漢學訓練的學者。他們處理有關新界村民的工作，有利於收集大量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較早期的例子有彭德（Ken Barnett），後來有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和許舒（James Hayes）。其中冼玉儀形容，許舒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其作品結合學術研究、行政經驗和個人見解。到 70 年代又有新界史專家夏思義（Patrick Hase），令這班學者官員更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些學者官員來說，研究「傳統」華人社會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知識興趣。為了統治新界，政府需要對本土居民的習俗和文化，如土地觀、家庭觀、家族關係等元素有實際了解，為此尤其倚重實地官員。當出現土地和繼承權爭議時，學者和公務員經常被請求提供專業見證，甚至被邀請作為法庭的專家證人。在新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對「傳統」的解釋方式會不同，社會權力和學術語言關係錯綜複雜。
四、城市史學者
第四批學者是研究香港城市歷史的人。他們的工作始於 1960 年代，當中有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歷史學家，許多是香港大學的教師。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這批大多為西方人，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政府出版物、檔案資料和報紙。由於大多數人只能閱讀英文，他們要麼無法接觸中文資料，要麼必須依賴研究助手。香港大學歷史系的畢艾倫（Alan Birch）則在 1970 年代進行大規模口述歷史工作，採訪經歷日治時期的人，並出版了兩本訪談錄。
冼玉儀特別提到施其樂牧師（Reverend Carl. T Smith）。他接受家譜學訓練，在 1960 年開始研究香港史，最初關注新教教會史，後來擴展到地方研究，例如深水埗和灣仔。他撰寫了許多本地人的傳記，以及有關香港不同族裔和國籍群體的著作。冼玉儀讚揚他的研究為讀者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讓他們不僅可以了解偉人的生活，還可以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學校教師、警察、妓女、銀行職員、初級政府公務員、店主以及他們的家庭和社交圈。
他的研究材料廣泛，包括英文和中文資料。除了政府檔案和報紙外，他還使用教會記錄、傳教士檔案、遺囑、公司記錄、家譜、墓碑銘文、土地記錄、商業目錄等多種資料來源。他又樂於分享自己的研究經驗和信息，對其他學者在研究香港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能有系統地整理研究資料，其家中有數百個抽屜的索引卡，猶如圖書館，政府檔案處也進一步接手和電子化施其樂擁有的資料。冼玉儀稱他為「為地方史研究建立堅實基礎的關鍵人物」。
五、歷史地理學家
最後一批學者，是一群主要是來自香港大學的歷史地理學家，例如 D. J. Dwyer、C.J. Grant、T.G. McGee 和 Ron Hill，研究涵蓋農村和城市地區。在他們的指導下，許多學生完成了非常有趣的研究，很可惜這些研究並不廣為人知。他們的實地項目和學士論文可追溯到 1960 年代，其中許多屬於地方研究，目前保存在香港大學地理學系的地圖圖書館中。這些研究資料配有當時的描述和照片，對於地方歷史書寫具有巨大價值。
儘管上述 5 批學者在關注議題和方法學上有相當大差異，但仍會有交流。在戰後早期，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成為重要交流平台。前者在 1959 年重建，其出版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是香港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後者則於 1967 年成立，組織了 Symposium on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n Hong Kong，是香港研究早期的重要會議，及後也積極支援本地學者，並在 2009 年併入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書籍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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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到後來極端民族主義崛起和兩場世界大戰爆發，甚至全球冷戰的期間，原來香港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我們都感到異常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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