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歷史愈來愈受關注,有很多關心地方歷史的民間組織和檔案計劃誕生,有以香港史為主題的書店,當然也有大量相關書籍面世,由科普書到研究面向,滿足不同程度的讀者。香港史研究亦早已走進世界,例如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在 2022 年設立了香港史研究中心。1994 年,歷史學家冼玉儀曾經撰文回顧香港史發展,認識早期為香港歷史著書立言的人。
早在 19 世紀,已經有零星關於香港史的著作,不過冼玉儀認為要到 1950、60 年代,學界才對本地歷史有更具系統的研究。雖然當年人數不多,仍可根據不同的背景、培訓、手法、焦點和方法論,大致分為五個群體。
一、南來學者
其中一批重要學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中國歷史學者。從「主流」中國歷史學者眼中,香港史對於「真正歷史」,即「朝代史」來說實屬邊緣,並不值得嚴謹的學術關注;然而當他們來到香港工作,自然會把部分精力轉向地方研究。第一位研究地方歷史的學者是羅香林,他於 1951 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他其中一門課是「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其中包含香港歷史的部分,學生會參觀本地歷史遺址。
羅香林在 1959 年發表「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是香港史的早年著作。羅香林又研究孫中山在港足跡,並在本地發現大量與孫中山相關的文件和遺址。這班南來學者還包括簡又文、饒宗頤和後來的林天蔚。不過,香港史並非他們主要的研究興趣,他們只是偶爾撰寫香港史文章,而且通常只在香港與主流朝代史交匯時才進行研究。例如簡又文研究宋王臺,是因為據說宋朝最後兩位皇帝逃難時,在今天香港一帶建立了行宮。
這批學者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依賴文獻資料,如朝代史、家譜、地方志和石刻碑文,但很少用上非文本資料。他們在過程中發現大量有價值的地方史料,特別是羅香林和林天蔚會有系統地收集家譜,並闡述這些文獻在地方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同樣重要的是,作為當時大中華地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把香港歷史納入更廣泛的中國史學領域,令本地史在當時吸引了更多大中華學者關注。
二、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
另一批為香港史作貢獻的學者,是來自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與社會學家。他們相比南來學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學術傳統,對中國社會感興趣但又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詳細和密切的田野研究,因此選擇到仍然保存著許多文化傳統的新界。其中一位先驅是人類學家華德英(Barbara Ward),她於 1950 年到達香港,以滘西洲為研究基地。1961 年美國學者波特(Jack Potter)從柏克萊來到香港,研究屏山村的發展。1963 年,裴達禮(Hugh Baker)來港撰寫博士論文,進行一系列田野工作。他居於上水村,學習粵語,深入融入當地社區,並在 1968 年發表著作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ueng Shui。
其後陸續加入的學者,包括美國的 Eugene N. Anderson 和日本的可兒弘明,二人研究青山灣、John Brim 研究西貢墟市、Graham Johnson 和 Elizabeth Johnson 考察荃灣新市鎮、研究性別、宗教、民間風俗的 Marjorie Topley,另外還有 Robert G. Groves、John Brim、Göran Aijmer 等。
他們各自專注於特定村莊或群體,通過深入研究,發掘出豐富的地方歷史資料,除了文獻資料,還包括口述歷史和民族誌。他們通過觀察風俗儀式、工藝品和服裝、建築、經濟活動、語言、符號和日常行為,為香港史研究增添更多維度,突出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重要聯繫。這些學者可能更關心如何藉此談論中國文化、社會組織、社會地位、權力和政府、性別問題、家族關係等理論命題,但他們的工作無疑幫助我們理解地方獨特歷史。
三、學者官員
早年港英政府負責治理新界的官員,也不乏具有傳統漢學訓練的學者。他們處理有關新界村民的工作,有利於收集大量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較早期的例子有彭德(Ken Barnett),後來有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和許舒(James Hayes)。其中冼玉儀形容,許舒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其作品結合學術研究、行政經驗和個人見解。到 70 年代又有新界史專家夏思義(Patrick Hase),令這班學者官員更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些學者官員來說,研究「傳統」華人社會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知識興趣。為了統治新界,政府需要對本土居民的習俗和文化,如土地觀、家庭觀、家族關係等元素有實際了解,為此尤其倚重實地官員。當出現土地和繼承權爭議時,學者和公務員經常被請求提供專業見證,甚至被邀請作為法庭的專家證人。在新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對「傳統」的解釋方式會不同,社會權力和學術語言關係錯綜複雜。
四、城市史學者
第四批學者是研究香港城市歷史的人。他們的工作始於 1960 年代,當中有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歷史學家,許多是香港大學的教師。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這批大多為西方人,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政府出版物、檔案資料和報紙。由於大多數人只能閱讀英文,他們要麼無法接觸中文資料,要麼必須依賴研究助手。香港大學歷史系的畢艾倫(Alan Birch)則在 1970 年代進行大規模口述歷史工作,採訪經歷日治時期的人,並出版了兩本訪談錄。
冼玉儀特別提到施其樂牧師(Reverend Carl. T Smith)。他接受家譜學訓練,在 1960 年開始研究香港史,最初關注新教教會史,後來擴展到地方研究,例如深水埗和灣仔。他撰寫了許多本地人的傳記,以及有關香港不同族裔和國籍群體的著作。冼玉儀讚揚他的研究為讀者打開一個全新的世界,讓他們不僅可以了解偉人的生活,還可以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學校教師、警察、妓女、銀行職員、初級政府公務員、店主以及他們的家庭和社交圈。
他的研究材料廣泛,包括英文和中文資料。除了政府檔案和報紙外,他還使用教會記錄、傳教士檔案、遺囑、公司記錄、家譜、墓碑銘文、土地記錄、商業目錄等多種資料來源。他又樂於分享自己的研究經驗和信息,對其他學者在研究香港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能有系統地整理研究資料,其家中有數百個抽屜的索引卡,猶如圖書館,政府檔案處也進一步接手和電子化施其樂擁有的資料。冼玉儀稱他為「為地方史研究建立堅實基礎的關鍵人物」。
五、歷史地理學家
最後一批學者,是一群主要是來自香港大學的歷史地理學家,例如 D. J. Dwyer、C.J. Grant、T.G. McGee 和 Ron Hill,研究涵蓋農村和城市地區。在他們的指導下,許多學生完成了非常有趣的研究,很可惜這些研究並不廣為人知。他們的實地項目和學士論文可追溯到 1960 年代,其中許多屬於地方研究,目前保存在香港大學地理學系的地圖圖書館中。這些研究資料配有當時的描述和照片,對於地方歷史書寫具有巨大價值。
儘管上述 5 批學者在關注議題和方法學上有相當大差異,但仍會有交流。在戰後早期,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成為重要交流平台。前者在 1959 年重建,其出版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是香港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後者則於 1967 年成立,組織了 Symposium on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n Hong Kong,是香港研究早期的重要會議,及後也積極支援本地學者,並在 2009 年併入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書籍推介
香港在國際戰爭扮演甚麼角色?
香港的軍防體系,如何國際戰爭中成形?
香港在二戰後,怎樣為和平作出貢獻?
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到後來極端民族主義崛起和兩場世界大戰爆發,甚至全球冷戰的期間,原來香港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我們都感到異常陌生。
本書分成 3 大部分,分別為 19 世紀帝國主義擴張、20 世紀初極端民族主義崛起和兩場世界大戰爆發,以及 20 世紀中至末期的全球冷戰。在這本書,你會看到香港如何成為各方勢力的角力場,國際衝突又如何意外確立香港的政經制度。在亂世之中,不同階級的香港人如何掙扎求存,有人選擇妥協,有人反抗,更多人是戰火中的受害者。而香港相對太平的時期,又曾在物資轉運、戰爭善後扮演甚麼角色?
不論戰爭亂世、抑或人類文明發展的每個章節,香港一直都在。
「香港的戰爭與和平」
- 作者:貝立棠
- 定價:148 港元
- ISBN:978-988-76998-0-4
- 購買:https://bit.ly/3RlMJ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