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怎樣的公務員團隊才稱得上是優秀，大眾可能各有見解，但公務員制度如何變得腐爛，也許要由體制內解釋。雜誌「歐亞評論」（Eurasia Review）亞洲及大洋洲分析師、馬來西亞玻璃市大學副教授 Murray Hunter，認為馬來西亞的「奉承」（bodek）文化，是該國公務員團隊的最大障礙。
Hunter 以過去數百年當地人以蘇丹或拉惹君主為首的社會等級結構，來解釋奉承文化。他認為馬來西亞社會不僅接受權威，更樂此不彼追求社會頂端者的認受。今天當地人則普遍接受王室、政治及行政權威職位作為社會頂端層級，下位者予以敬畏與尊重，並向上位者尋求認可。
Hunter 續指，馬來西亞高級公務員具有支配力與龐大權力，導致他們把自己掌管的部門和機構塑造成私人帝國。許多部門遵從其負責人制訂的議程行事，而非依循公務員的使命。高級公務員得以藉此實施自己的想法、程序、系統和計劃。同時，當有其他人接任這些高級職位時，又會搗毀前任留下的工作。Hunter 指，這種改弦易轍的做法，導致公務員團隊工作不運貫；公務員內部遵循舊習，工作環境受制於首長如何解釋規則，而不受制度本身規範。
實際工作方面，忠於上級的公務員，在前者庇護下往往不問分由接受指示。Hunter 認為，這種工作關係令公務員能操縱招標、以花巧手段繞過採購程序，並在領導者特權下，不必問責而擅用或分配預算。只要初級及一般公務員獲高級官員青睞、照顧，他們就能在私人帝國內建立自己的地盤，謀取個人經濟利益。公務員的貪腐行為有大有小，可以是誇大或編造報銷費用，也可以從承辦商或供應商手上取得回佣，甚至在外創立自己的代理供應公司，賺取公帑。
官官相衛還體現在基建、社會發展及福利項目方面。Hunter 形容，公務員推動不同的項目發展，目的不為收窄基礎設施差距、改善農村生活或扶助弱勢群體，純粹為求取悅上司，通過經濟規劃部（EPU）的公務員系統推動一眾大白象項目。他指，全馬有數以千計的大白象項目被中止，它們規劃者及團隊卻能毫無顧忌從中獲利。
奉承文化也培養出「團體精神」。馬來西亞雖有反腐敗委員會，但不會有人願意挺身舉報。他指，儘管反貪會可能知悉部分腐敗行為，但當局無法獲取任何內部證據，也就無法調查、指控或起訴。奉承文化之下，下屬批評或反駁上級都是錯誤的行為；團隊中若有分歧或矛盾，都被視作出賣團體；同事會排斥勇於糾正或說不的人。是以會議期間，公務員面對強大的同袍壓力，只得同意或保持沉默，以免在其他人面前顯露分歧。Hunter 形容，各部門及機構窘於集體思維，下屬也只好過濾信息，提出上司想聽到的內容。
公務員團隊崩毀並非一朝一夕；雖然奉承文化是由下而上的討好，但統領者也決定了下屬的行事風格。馬來西亞前外交官 Dennis Ignatius 近期在個人著作中批評，公務員腐化，始於馬哈迪 1981 年首次擔任首相，指其對公務員的思想獨立不屑一顧。Ignatius 形容，馬哈迪要的是順從的官僚機構，「準備聽從他的命令」，並排除妨礙自己的人。他續指：「盲目忠誠，成為公務員事業發展的最大要求。馬哈迪的繼任者也繼續採取這樣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