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港人聽過所謂的「高官問責制」，原意是各政治委任官員須為過失向公眾負責任，但這個制度成功與否，大家心中有數。不論是公私營機構，「問責」（accountability）都是組織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2021 年，公共行政學權威期刊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就刊登一篇研究文章，提出「感責」（felt accountability）的概念，認為機構要達到問責，當從員工個人感知出發。
該研究由兩位烏特勒支大學管理學家 Sjors Overman 和 Thomas Schillemans 所領導。他們指出問責機制是重要的治理工具，可以評估各崗位職員的表現，必要時可以作出懲處，確保政策得以落實，從而改善組織效能。在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域上，最常見的問責機制是選舉，政客要拿著政績直接面對群眾；而私人機構就有各種審核和表現評估。除了正式的條文制度，問責過程亦牽涉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非正式互動，包括一些酌情決定。
Overman 和 Schillemans 認為，現行的研究大多側重於組織設計，可是一套制度終究是由人們去執行落實，要人們相信機制存在，繼而調整自身行為，組織才可以運作順暢。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組織問責，是由一群個體對周邊工作環境所作出的行動回應，並由這些個人行為結集而成。於是，他們指出要了解一個機構問責制，得從個人層面著手，更具體而言是人心（mental imprint），要研究員工本身如何看待自身的責任，是否明白未來可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因此，兩位學者借用了一個心理學術語「感責」，來分析機構問責。「感責」是一種自我期望，期望自身行為和決策會否受到其他人評估，並且得到賞罰。這個問責時刻未必一定要出現，但就要讓執行者知道有出現的可能。既然「感責」是一種個人判斷和感覺，就不單取決於制度設計（例如應該向誰問責、為甚麼事情問責、甚麼時候需要問責），也關乎文化因素，例如該領域的「專業社教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程度，員工有沒有內化專業倫理等。
另外，其中一個關鍵是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之張力。在公營組織，很多任務都是以部門、小組形式進行，通常是由他們的領袖為集體表現負責。這個情況下，公務員（包括資深公務員）會感覺自身表現不會被輕易察覺得到，很可能陷入社會懈怠（social loafing），不單失卻問責精神，更會主動利用官僚程序卸責予其他部門。有時候公務員會認為問責機制威脅自己的自主權（autonomy），繼而流露出不滿，職位愈高級就愈常見。
兩位學者認為，把「感責」概念引入公共行政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反思現時的制度設計。現時很多機構的問責制流於僵化（red tape），無助提升公司效能。機構畢竟是由人所組成，要從人心出發，錯誤的、一刀切的制度，可能會令職員感到困擾、焦慮。好的制度則可以因應不同人的崗位、處理甚麼職務而作出調整，並把問責精神轉化為對社會認同的渴求（desire for appro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