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銀行去年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印度在 190 個國家當中排名 63，位置不上不下的其中一個原因，或是政府内部繁文縟節過多。在成為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前，Kaushik Basu 曾在 2009 年起替印度政府工作 3 年，期間留意到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中，有些「有趣」的規矩和做法。其新出版的回憶錄 Policymaker’s Journal，就提到以下例子：
16 次的 Sir
「長官」（Sir）這個詞，在印度官場常會用到。Basu 曾在會議中記錄「長官」出現的次數，發現一位高官在部長與會期間，「平均每分鐘說 16 次」。他假設每說一次需時半秒，經計算後該官員的發言時間中，多達 13% 都在說「長官」。這種現象的形成，或因上級擁有絕對「話事權」。
Basu 留意到，政府中事無大小，官員都不能作主，必先問准上頭。「通常不同請求會在政府的金字塔架構內層層上達，多得令人驚訝的瑣事上傳至最高層，亦即部長。」從想要休假一天探病，到轉換部門內咖啡的供應商，以至需要增加一名厠所清潔工，皆要提前請示。「所有建議書都放在硬皮文件夾，以繩串成一列，來回於不同房間，以獲取高級官員的核准。」
文件夾自帶細心叮囑
對 Basu 來說，官場文化衝突，還有「敲門沒禮貌」這條潛規則。他發現「要不你有權走進別人的辦公室，要不你沒權進」，所以有權的話「通常就直接進門」。Basu 自言，花了很長時間才戒掉進門前敲門的「陋習」，但由於印度的濕度很高，很多門都因膨脹而卡住，往往要用全力推開。「結果你進入他人辦公室時，不光是沒敲門，還會因為門突然鬆開，令你像砲彈般闖進去。」
任職財政部期間，Basu 還觀察到每個文件夾都有兩張內頁，上有 44 個部門負責人和高級官員的常用短語，當中很多是關於避免延遲和力求準時，像「加快行動」、「延誤不可免責」、「延誤必須避免」、「延遲必須解釋」、「即時／今天／早日回覆，不要拖延」等。Basu 寫道：「若即使被這樣督促，印度仍舊不守時，那我們的堅韌也挺值得讚賞的。」話雖如此，他承認相比 10 或 15 年前，印度已經準時多了。
高，更有地位
Basu 更發現：「若坐在一張相對較高的椅子，俯視他人，就能在會議佔優。」他有個簡單方法坐擁制高點：「印度大部分的辦公椅，右邊都有個小手柄。別引起注意，伸手輕輕一拉 —— 也不要太用力拉，否則你會被突然抛起，場面會變滑稽。」他補充：「唯一的風險是，若其他與會者也這樣做，你就失去相對優勢，變成所有參與者齊齊坐高翹腳。」
毛巾同樣是權力象徵。Basu 加入財政部後，下屬們曾為他爭取部門一樓那個司長專用、所謂「菁英洗手間」的使用權。「裡面有 3 個毛巾架，各放了 1 條清洗乾淨的毛巾，分別標有財政司長、稅務司長和預算司長。」當時 Basu 出任首席經濟顧問（CEA），部下仍堅持他亦有權享用這個洗手間。「他們自覺被羞辱了。」雖然認為並無必要，但他不違言：「當我看到第 4 個架上有條標示 CEA 的新毛巾時，感到很驚喜。」
雖然距離 Basu 在職已經過了 10 年，但印度政府至今仍充斥儀式主義。Basu 認為，這種官僚文化乃從英國統治演變而來。「它是一種殖民殘留物，由一批長期在位且喜歡上它的官僚持續下來，好比某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