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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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必要幫助爭取民主、自由?

美國國會復會,「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成為首要審議法案。本地支持該法案的意見認為,國際社會出手,有助挽救香港正瀕臨崩潰邊緣的人權和自由。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 Larry Diamond 日前撰文指,今天美國若選擇對全球各地崛起的獨裁勢力沉默,只會養虎為患,最終令全球的民主力量枯萎。

活著與自由,德國人以天體感受之

自由是甚麼?不同人對怎樣才算「自由」,或許有不同詮釋。假如問德國人,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地做運動、桑拿浴、曬太陽也是自由的一種體現。在德國,天體主義稱為 Freikörperkultur(FKK)。1898 年,德國首個天體組織成立,追求健康的天體理念並迅速於柏林,以至北海及波羅的海一帶蔓延。時至今日,不少德國人仍追求這種身體自由。

Moyashi:自焚式言論自由

這也是心靈雞湯類文字的通病,共通點都是充滿了無力感,錯的永遠都是受害者。世界的不合理無法「合理」地處理,所以只能夠處理自己。受害者改變不了世界,因為世界是絕對而不可逆的,唯有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這算是和平自由,這應該是自焚式的自由,透過閹割權利與倫理價值去達成某種妥協。

Moyashi:活動議題騎劫指南

6 月 13 日晚,東京涉谷街頭舉行了一場港人的反逃犯條例示威大會,超過 2 千人響應,參加者不乏日本人。活動主辦人元山仁士郎表示,是次的行動是為了告訴大家,香港的學生正冒著催淚彈與橡膠子彈,為日本有的集會與言論自由而戰鬥。

懼怕自由

“Liberty means responsibility. That is why most men dread it.”
— Bernard Shaw, Irish playwright

自由意味著責任。這就是多數人懼怕自由的原因。
— 蕭伯納(愛爾蘭劇作家)

日本教育新方向:打擊校園欺凌,由廢除校規開始?

試想像一間學校,廢除全部校規,上課期間學生可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甚至「離開課室也沒關係」,結果會變怎樣?東京都內這所「無王管」的櫻丘中學,不但消除了校內暴力,使欺凌幾乎絕跡,學生成績更提升到區內數一數二的水平,不少父母甚至讓子女跨區入讀。為何無規無矩,反而更有規矩?

唐明:一國兩制還可以複製嗎?

果然,今年諾貝爾獎得主之一,美國經濟學家 Paul Michael Romer 就提出,不妨在洪都拉斯等國家,劃出一些地方建造憲章城市(Charter City),在其國內原地建設更符合幸福生活原則的「領地」,輸入先進的文化和制度,譬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開放市場,廉政監察等等,是一個比接受移民更為切實有效的方法。

唐明:還在批評金庸嗎?

最近中國導演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也是向中國江湖的致敬和緬懷。江湖雖然也很黑暗,也藏污納垢,但盜亦有道,江湖有江湖的規矩,是可以自尋活路的。一個雜亂無章,但亂中有序的江湖,總好過神龍教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只因為,中國文化所能醞釀出來最好的社會狀態,就是江湖。

如何防止人工智能淪為極權工具?

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逾半個世紀前名著「1984」,描述極權政府如何利用科技監控人民,此書近年出乎意料重登暢銷書榜,想必與故事中極權惡夢臨近有關。近年屢傳有國家以大數據監控人民,尤其令人疑慮人工智能會否助紂為虐,究竟這樣的未來是否不可逆轉?知名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新書「21 世紀的 21 堂課」,為危機抽絲剝繭,提出人類反抗極權的可能。

Moyashi:你玩我玩你

不論一個遊戲如何自由,與玩家所發生的互動,都必然是一連串程式碼、透過輸出媒體所示現的影像聲音表象。玩家不可能體驗程式設定及輸出媒體支援以外的刺激。換句話說,所謂的「自由」只可以是被設計的「開放」中,有限度地實踐。沙盒遊戲並非沒有規則,充其量只是讓玩家難以察覺規則的存在。

唐明:錢有好壞之分

鑄幣局本來是份閒差,但牛頓上任著手清理門戶,遠不止三把火,將他研究科學的狂熱轉移到對劣幣的窮追猛打,明查暗訪,盤問罪犯,突然搖身一變成為英國最辣手的神探,在短短三年內成功起訴的偽造摻假案件達 28 宗,而當時這個罪名可是判絞刑的。牛頓也因此落下「刻薄小人」的惡名。

陶傑:波蘭匈牙利發生了甚麼事?

波蘭在歐盟之內,與匈牙利、捷克,對收容地中海難民政策抗拒最力,同樣是前共黨國家,不接受「政治正確」的歐盟左翼思想,但同時又如普京,波匈兩國對全國廣播傳媒收緊控制。2016 年 7 月之前,波蘭 164 名記者和新聞播音員辭職或被解聘,令歐洲議會、人權組織與法庭深為不安。至於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則更為仰慕獨裁。他曾示很認同中國的習近平個人管治,希望向俄中的管治風格系列吸取「長處」。波蘭和匈牙利發生了甚麼事?

從「大佛普拉斯」看窮人革命

窮人有無可能翻身?—— 是電影「大佛普拉斯」的核心問題。戲裡菜埔和肚財是悲劇,戲外導演同樣悲觀,直指低下階層「無法翻轉」,階級流動停滯之下,「社會公平正義…… 是件很遙遠的事。」如果說革命是為實踐社會公平正義,弱勢階層本身卻缺乏興趣,是否足以等同告別革命?借鑑已故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一篇近月首度刊行、探討革命概念的課堂講稿或可帶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