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李怡的千山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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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節目「鏗鏘說」截圖。

香港首席自由派知識分子李怡逝世。李怡終身從事政論、出版、報刊主編,一生人只做了一種職業,而且只有一種信仰,就是知識分子如何令中國人生活得最幸福。

雖然他的早年,信仰受限於馬克思和共產黨,但其實此一嚮往:改善國家、民族生活幸福的願望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中國的政治環境:由 40 年代末,被視為貪污無能的國民政府退出大陸,中國知識分子滿懷希望,迎來一個新的共產黨政府,到後來毛澤東使用暴政、鄧小平復出而又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環境如鏡花水月,風起雲湧,但照鏡的人還是那一個。

李怡幸好來到殖民地的香港,在百花齊放的環境,主辦殖民地政府所能容忍的政論雜誌,而且早期有共產黨資助背景。沒有英國人信奉的寬容,也就沒有「七十年代」與李怡影響香港台灣海外留學生知識分子的一個時代。

但如果將李怡比作法國的伏爾泰,卻未免忽視了背景的不同。中國並不是 18 世紀初期的法國,雖然有雷同之處。18 世紀初的法國,路易王朝雖然頗為專制,路易十四奉行朕即國家的獨裁,但尚未到殘民自肥的暴政。

准許若干知識分子發表政見,但因為司法黑暗,教會專權,所以才有伏爾泰和盧梭等人提出的天賦人權說。

伏爾泰沒有因為為民請命而被投入監獄,但中國的帝制卻連綿不斷,雖然經歷過 20 世紀中期,大陸的民國、香港的殖民地管治,開創了短暫的空間,這才出現了由胡適、魯迅到李怡和殷海光,此一短暫的中國現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風景。

但隨著 1949 年大陸閉關,香港到了 21 世紀初,逐漸也實行閉關,李怡的自由主義也無法生存。

加上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從來未曾經過現代化。所謂的 Intellectuals,應該叫做「知識人」,應該不只限於讀文科和歷史政治的所謂書生,而應該包括醫生、律師、銀行家、工程師。但是在中文的系統裡,一說到「書生」,就聯想到只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的文科人,而不包括科學家和金融界精英。

中國人社會將「文科人」定義為「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有為民請命的義務,但是科學家和金融銀行家卻不必有。

而在西方社會,天文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同時關心社會,為人文的前景發出警號。愛因斯坦對西方的教育和經濟都發表過許多偉論,特別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西方現代世界。

然而,丘成桐和段崇智,一旦由美國應聘到北京和香港,都不能發表在他們的專業範圍以外的意見。一旦段崇智在香港的中大學生參與社運之時,以校長身份付出某種的關懷,即刻遭到親中勢力的惡意攻擊

這就是中國人社會對所謂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局限。李怡的「七十年代」,以海外台灣留學生為對象,當時他們許多在美國讀電腦和電機工程,卻同時跨界組織保釣運動,而保釣是一種社會關懷。他們只能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作此越界的研究和活動,回到台灣,一切都被監視,因為當時台灣處於戒嚴狀態。

李怡的悲劇在於太過孤獨,而他的孤身馬拉松,雖然在下半生也贏得掌聲,但掌聲只限於掌聲,來自觀眾,而不是整個知識專業階層,包括工程師和醫生,聽了李怡的政議,積極地投身改善社會人民生活幸福的工程。

只有李怡一個人,用一生跑完了這場危險的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