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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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問題:黎巴嫩公共空間縮小

經濟崩潰,生活苦悶,黎巴嫩人想要岀門喘息一下,公園、海灘、遊樂場等公共空間卻經常關閉,不然就被非法私有化,付得起錢方能使用。這個由社會不公平和私人利益為先造成的現象,正因政治腐敗加劇;而沒有附帶停車場的綠化地區,政策制定者都不屑投資。一些市民只好「親自操刀」,採取臨時解決方案。

【新詞】相遇主義:通過相遇讓都市人產生共情

近年,香港興起一股散步熱潮,把城市中的種種邂逅變成浪漫的相遇。英國作家兼藝術家 Andy Field 就在今年 5 月發表著作 Encounterism,中文可以暫譯為「相遇主義」。Field 覺得人與人之間各種偶然的相遇 —— 無論是好是壞、熱情或冷淡 —— 都令人著迷不已,接著又提出了一種新的都市生活態度。

【合眾人之力】將廢棄橋改建成高架公園

倫敦正仿效巴黎及紐約的棄用鐵路建設改裝計劃,將市中心一段廢棄高架鐵路,改造成「空中公園」。經過居民、企業、政治家及捐助者 5 年來的規劃、設計及籌款,地方規劃當局終於準備批准肯頓高架公園(Camden Highline)的首階段工程。

城市公共空間設計,如何包容神經多樣性?

在 9 月中旬,紐約市林肯中心外的廣場 Josie Robertson Plaza 舉行了一個為期 3 日的活動「Softy」,期間不同形狀及大小的豆袋梳化散落在各處,有人把豆袋推在一起,有些則將其拖到廣場較安靜的邊緣。背後的設計師 Bryony Roberts 對此十分樂見:「不同年齡的人都開始製作自己的客廳。」其設計原意,是要建立可以包容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城市公共空間。

智利漸變為半沙漠地區,如何影響城市規劃?

天乾物燥,寸草難生,正是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寫照。當地經歷長達 10 年旱災,如今就連極為粗生的青草,也成為罕見的奢侈品。政府急忙解救,包括建城近 500 年來首次實行制水,地方機構和園藝師亦改以沙漠植物群佈置。與此同時,整座城市正在半沙漠氣候之中,轉向可持續規劃。

向公眾開放大學校園,為何是世界潮流?

如今香港的大學校園都嚴格管制人流,接連有大學規定師生出入使用入閘機,昔日開放作風不再。環顧全球,很多大學反而傾向開放校園,把大學設施融入城市之中,模糊校園與城市分界,鼓勵師生與公民社會互動,背後關乎大學使命的根本。

顧客不必購物的商場,有甚麼價值?

疫症影響購物意欲,即使要購物,亦轉到網上購買,較安全又方便。這種消費心態很可能延續到疫症之後,到時傳統購物中心該如何自處?解決方案或可參考荷蘭城市格羅寧根市中心的新商場 Forum ,其提供休閒活動予顧客,希望證明不靠購物,商場亦能生存 ——尤其是不上街即能買到衣食住行一切所需的時代。

【小便寧靜】如廁也有廣告的法國

法國里爾(Lille)街頭,電子廣告板無間斷推銷各種商品,光彩奪目的內容令人難以迴避。一群示威者受不了疲勞轟炸,毅然用白色油漆塗鴉廣告,或以巨型紙張覆蓋,然後再「流水式作業」,轉戰至地鐵站等其他地方的廣告板前重施故技。「眼不見廣告為淨」,是他們的抗爭目標。

文學遊囈:的士、人權、國際法

大型交通工具乃至公共空間可以安裝攝錄鏡頭,的士則有疑問。換言之,偷拍是一個法理問題,取決於空間性質,而非人權(私隱權)問題。的士空間性質並非從來清晰(何謂「半私人空間」/「半公共空間」?),歷來亦非毫無爭議,哲學家德勒茲就曾藉此討論過法理問題。

Moyashi:我不懂甚麼藝術,總之就是犯法

最近,東京港區的防潮閘門上發現了疑似英國塗鴉藝術家 Banksy 的作品。都政府立即拆下來保存,聲稱為了避免遊人慕名而來,造成混亂。但這阻不了小池都知事來打卡,發在個人 Twitter 上。有人批評都政府默許塗鴉行為,雖然都政府立即出來補充說沒有默許,塗鴉仍然是犯法的。但這又衍生出雙重標準的問題,著名如 Banksy 的塗鴉就是禮物,默默無名的本地藝術家就是犯罪,這不是跟風是甚麼?

管理街頭表演,靠立法還是自律?

數月前旺角西洋菜街殺街,不少街頭表演者轉戰尖沙咀,亦惹來嘈音投訴。街頭表演被指製造嘈音、擾民的情況其實並非香港獨有。倫敦高街所在的肯辛頓 — 切爾西區(Kensington and Chelsea),當地議會打算來年起實行「公共空間保護令」,限制街頭表演。未來在這裡表演將可能被起訴。一些街頭表演可能擾民,但以等同於犯罪的方式處理問題,會否小題大做?

在芬蘭不能錯過的一片綠:教堂旁的小公園

香港立法會秘書處曾發表「香港的公共遊樂場」的研究報告,當中指出不少遊樂場「設計過於單調,場內的遊樂設施亦欠缺趣味及刺激性,難以吸引兒童玩樂。」芬蘭在 2018 年「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登上第一位,不少報道亦曾提及芬蘭教育著重孩子的玩樂時間,那裡的公共遊樂場又是怎樣的?

Live Norish:北歐社創(二)—— Busking 街頭音樂節

北歐眾多 Busker 參與的瑞典街頭音樂節源於 2010 年。當年,瑞典警方因一名街頭表演在斯德哥爾摩街頭無牌表演而成功對他作出檢控,引起瑞典民眾一片譁然,認為市民的公共空間被侵佔,繼而表達自由受到侵犯。原打算舉辦遊行示威抗議的街頭表演者組織卻一反傳統,認為與其用示威吶喊等方式去訴諸不滿,倒不如讓街頭表演遍地開花,以贏得民眾的歡呼,讓監管部門及瑞典政客正視公共空間使用管理的問題,結果成就了第一屆斯德哥爾摩街頭音樂節。

廖康宇:行人專用區殺無赦(下)

「自我陶醉」式的獻唱原先只活躍於例如廟街等與公眾距離相對較遠的商業或半開放式的活動空間,打賞歌手不在人前,社會的反響因而較少。但隨著歌廊結業,上一代欠缺其他音樂空間,只能搬到行人專用區等公眾地方繼續,變相與年青音樂人及街頭表演者(Busker)直接競爭場地。不論是年青還是年長一代,欠缺音樂空間的問題於香港依然存在,表演者四散尖沙咀、銅鑼灣各個街頭熱點,只會令爭議擴散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