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香港的大學校園都嚴格管制人流，接連有大學規定師生出入使用入閘機，昔日開放作風不再。環顧全球，很多大學反而傾向開放校園，把大學設施融入城市之中，模糊校園與城市分界，鼓勵師生與公民社會互動，背後關乎大學使命的根本。
大學作為歐洲的文化產物，校園通常與雜亂無章的城市分隔開來，即使戰後大學教育普及，但新校園規劃依然與城市區隔，每每置於郊區。現任跨國建築規劃公司 ARUP 高級項目經理 Bree Trevena 曾指出，在全球市場放鬆管制的時代，大學既要吸納最優秀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又要與不同產業合作、建立社會夥伴關係、爭取研究資助、積極參與政策制定，需要變得更加包容。
這個趨勢下，開放校園其實可為大學創造優勢。國際上著名的例子，有 2016 年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法律學院新校舍 Beus Center for Law and Society，地點位於鳳凰城司法和政府中樞旁邊，新校舍口號為「法律與社會相遇的地方」（Where Law Meets Society），配合法律學院的社會使命，好讓公民認識自身權利，以及法律的社會角色。
不過，即使校園名義上向公眾開放，卻不代表公眾會把校園視作公共空間。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Politecnico di Milano）論文便提醒，由於校園空間介乎私人與公共性質，公眾通常望而卻步，令校園變成「隱蔽公共空間」（Hidden Public Spaces）。
為此，ASU 法律學院在空間規劃和公眾活動著手，模糊城市和校園的分界，以歡迎市民進入校園。小部分空間直接租予中小型社會企業，譬如為市民平反冤案的組織 Arizona Justice Project；校方亦鼓勵法律系學生參與社區活動，以致多達 90% 以上學生有參加公益和公共服務，部分人就是與 Arizona Justice Project 合作。
類似例子在歐美各地愈見普及，如澳洲柏斯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法學院校舍，數年前遷往司法部門與律師行林立的司法區（Legal District），方便學生與法律界交流。2017 年墨爾本大學、皇家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與墨爾本市政府合作，在校園位處的市中心北部發展「墨爾本創新區」（Melbourne Innovation Districts），吸引更多初創企業和社會企業進駐，以形成支撐知識型經濟的有機社區。
有時校園不僅可以舉辦公眾講座，把知識下放社區，甚至可舉行夏日派對和冬季足球比賽，或出租空間予農貿市場和社區小店；城市規劃意念亦愈益應用到校園，不同地方的新學生宿舍設計類似合租房屋（Share house）、精品旅館或豪華公寓，以致城市與校園空間互相滲透。
前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 Thomas Kvan 便從建築角度分析，過去校園設計好像堡壘，有大幅空白的外牆，予公眾重門深鎖的印象，訪客可參觀的地方不時隱藏在高牆後，譬如演講廳，與公共建築的意圖明顯不同。他建議校方可從改善路標指示著手，令公眾不至於在校園迷失方向。
只是，如今香港大專院校都把心思放在別處，與歐美大學的潮流脫軌，以維持秩序和師生安全為理由，似乎正愈益趨近中國大學封閉校園的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