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喜歡興建廣場耀武揚威，舉行各類閱兵或慶典儀式，但吊詭的是，歷史上無數革命同樣以廣場為舞台。多位研究城市空間的專家以事例分析，究竟當權者是如何在廣場規劃上，防堵人民集會起義？
墨爾本大學教學助理 Majdi Faleh 撰文指出，廣場空間早在西方的古典城市存在，譬如古希臘的 Agora 和古羅馬的 Forum，人民習慣在其中交流和交易，同時可演變成革命和起義的場所。有見及此，部分政權會在規劃廣場空間時，千方百計防堵民眾集會，譬如以特別的環境佈置，故意觸發人們的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
八九民運事發地點為北京天安門廣場，曾經被美國記者 Evan Osnos 形容有種「怪異的空虛感（strange emptiness）」。這是政府故意不安裝長椅、不植樹，以免群眾聚集所致，形成一大片地廣人稀的異境；四周龐然肅穆的政府建築群，更突顯人的渺小，最終令天安門廣場淪為不怎麼「公共」的公共空間。
2011 年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首都突尼斯的布爾吉巴大道（Habib Bourguiba Avenue）是革命現場。Majdi Faleh 指出，布爾吉巴大道是突尼斯政治與經濟中樞，兩旁是政府大樓、餐廳酒店林立，大道中間有一道長形的廣場，卻被兩邊繁忙的車道隔開，令廣場淪為孤島。這是獨裁統治下的刻意規劃，以限制民眾示威抗議的可能性。
鄰近大道末端是內政部大樓，乃突尼西亞獨裁統治的象徵，刻板的灰色牆身、黑色鐵窗與大鐵門，為廣場增添肅殺氣氛，示威期間大道兩邊更加裝有剃刀鐵絲網，進一步恐嚇人民不要靠近。這些空間規劃通常都由政府行政主導，建築師或規劃師只能夠扮演執行或輔助角色。
同年的埃及亦爆發革命，把獨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拉下台，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成為革命舞台。事隔 8 年，現屆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對解放廣場有所警惕，在四周架設金屬大閘，以防民眾集會，是人權自由再度倒退的一大警號。
然而，即使這些方便管治的空間規劃會增加示威集會的成本，在官逼民反的情勢下，卻始終未能阻撓民眾上街。2014 年烏克蘭革命爆發，人民佔據基輔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便是典型例子。
研究蘇聯廣場規劃的作家 Owen Hatherley 指出，基輔獨立廣場的原先設計，就考慮要防堵人民起義。基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史太林承襲 19 世紀法國規劃師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改造巴黎的方針，刻意拓寬連接廣場的大道，增加架設路障街壘的難度，方便軍隊坦克入城。
但正如經奧斯曼改造後的巴黎，無法防止巴黎市民在 1871 年再度築起街壘，結果爆發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義。烏克蘭人同樣懂得因地制宜，在解放廣場周遭寬闊大道上，以積雪加上各類雜物造成街壘，冒著槍林彈雨堅守陣地。縱然政權以規劃取得地理優勢，令起義民眾死傷枕藉，但始終無阻革命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