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年前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如何決定香港面貌？

120 年前，港英殖民政府正式接管新界，在大埔旗杆山升起英國旗幟，但遭遇超過 2,000 名新界原居民武裝對抗。英軍軍艦要駛入吐露港還擊，最終反抗軍節節敗退至元朗，短短 6 日傷亡慘重。當時遠在英國的報章是如何報道事件？英軍曾因此佔領深圳墟，更有打算把深圳劃入新界，為何最終作罷？究竟港督對這場動亂的處理方式，如何決定今日香港的面貌？

19 世紀末，歐日列強爭奪中國土地，令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防衛問題。英國遂於 1898 年 6 月與清廷簽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幅土地作緩衝，面積是原有香港殖民地 10 倍之多，租借期為 99 年。雖然清政府簽字同意出租土地，可惜「村民唔係咁諗」。鄉紳擔心土地業權受損、強徵新稅、傳統習俗被禁，於是決定武裝抵抗，誓言「殺無赦」。

後世淡忘的新界六日戰爭

根據國際法，租借地必須經過公開儀式接管，而港英政府並不急於求成，他們想在接管前先實地調查，因此正式接管儀式遲至 1899 年 4 月才舉行。由簽約到儀式舉行的 9 個月期間，鄉民籌集資金起義，抗英主力以屏山鄧氏與廈村鄧氏為首，從元朗至大埔都有原居民響應。3 月 28 日張貼的揭帖寫道：「我民所深惡痛嫉者，英夷也，該夷將入我鄉界，奪我土地，貽無窮之患。禍在旦夕，我民夙夜焦愁。我鄉閭百姓不甘安坐待斃，決心抵抗夷人。」

4 月中旬，約 2,600 名鄉勇組成的反抗軍集結大埔，他們分別在錦山與新圍仔部署抬槍陣地，大埔頭村後山設置大炮陣地，陣地挖有長壕溝掩護，射程遠至舉行升旗儀式的旗杆山。港英政府原定 4 月 17 日舉行升旗禮，鄉勇卻於 14 日率先發難，燒毀儀式用的蓆棚，戰事一觸即發。

一支 125 人組成的英軍印度兵部隊於 15 日抵達大埔，馬上遭到反抗軍密集火力圍攻。駐港英軍總司令加士居（William Gascoigne）傍晚乘軍艦駛入吐露港增援，向反抗軍陣地連發 17 炮還擊，反抗軍隨即撤退。英軍提早於 16 日舉行升旗儀式；17 日派出約 350 人部隊反攻，經梅樹坑一路攻克林村谷谷口的大炮陣地；18 日英軍進入八鄉上村，約 1,600 人的殘餘反抗軍包圍反攻，但不敵英軍步槍齊射，最終潰不成軍；19 日起義村莊全部投降，史稱「六日戰爭」的戰事就此結束，超過 500 名鄉民戰死，英軍則沒有損失一兵一卒。

佔領九龍寨城與深圳

雖然戰事以英軍大獲全勝告終，但究竟港英政府如何理解這場抗英動亂？1899 年 5 月 27 日，遠在英國的報章 The Graphic 報道了今次事件，文中形容反抗軍為「身穿制服的中國軍隊」，又指「顯然中國正規軍需要為這場動亂負責任」。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港英政府當時確實認定，反抗軍似乎接受過精良軍事訓練，而且身穿號衣，懷疑背後有兩廣總督或地方官員支持，加深對廣東地方政府猜疑，當時更有傳一批廣東鄉民正在南下，準備挑起另一場抗英運動。結果英軍決定先發制人，5 月 16 日出兵佔領深圳墟和九龍寨城，驅逐寨城的清廷官員及官兵。軍事佔領深圳乍聽只是臨時防禦措施，但 The Graphic 的報道透露，當時確有意見主張把深圳劃入新界，甚至視之為最理想方案：

…… 條約訂明的北方邊界，仍然有待適當的測量確定…… 在特別專員的眾多選項中，最理想邊界是深圳（Sham Chun）以北的山脊線，將包括深圳墟和大鵬灣（Mirs Bay）北部及東部海岸。這是一道良好的天然邊界，而且有利防守。預料這邊界方案將得到採納，作為區內最重要墟市的深圳，將包攬在我們領土之內。

事實上，應否把深圳劃入新界，當時在英國及港英政府內部仍有爭議。香港輔政司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長時間在新界實地調查，他極力主張接管深圳，除了基於軍事考慮，還因為可方便新界各地村民繼續以深圳墟交易買賣，而深圳又是主要地方政府機關所在。總司令加士居亦表示：「環繞深圳的土地富饒豐裕，該墟鎮相比起九龍寨城毫不遜色。」

但這充其量只是港英官員的一廂情願。清廷方面固然抗議，英國首相梳士巴利（Marquess of Salisbury）亦反對持續佔領深圳。他從國際局勢考慮，怕此舉破壞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平衡，淪為身在北京的俄羅斯外交官口實，以破壞總理衙門與英國的互信。已退休的香港大學憲法學教授 Peter Wesley-Smith 研究發現，時任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對佔領亦早有疑慮，在 1899 年 4 月 28 日給英國殖民地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信中，形容深圳為三教九流之地：

深圳河以北至東江（East River）地區，是全中國最動盪不靖的部分。當中有三合會（Triad Society）總舵，全區可謂遍佈幫匪。即使只是深圳至山嶽的地帶，都需要額外一個軍團駐守，警隊規模大幅擴張，使殖民地的開支大增。我個人而言，以河為界的既有安排對殖民地最有利，基於殖民地的需要，我不認為進一步擴張可取。

經過英國與清廷多次角力磋商，英軍終於在 11 月 13 日撤出深圳。清廷官員及官兵則再未踏足九龍寨城，英國亦沒有正式接管寨城，致使此地淪為「三不管」。當時 The Graphic 報道已經形容：「九龍寨城惡名昭彰，是香港所有壞份子的阿薩西（Alsatia）。」所謂「阿薩西」是指倫敦泰晤士河以北一間收容所，在 15 至 17 世紀收容各級罪犯，在 19 世紀的英文語境是罪惡溫床的代名詞。此報道萬萬沒有預料到，20 世紀的九龍寨城會演化成龐然巨物，成為國際聞名的貧民窟。

港英實行的「兩制」管治

在動亂敉平過後，餘下難題就是如何處置被捕的抗英領袖。駱克亟欲嚴懲涉事鄉紳，但反遭港督卜力勸阻：「我勸你別再計較已過去之事。」卜力堅持鄉民的起義，只是基於政策誤解，不應該視為罪大惡極。對被捕鄉紳，他決定既往不咎，揚言要把所有衝突「一筆抹掉」，竭盡所能贏取鄉紳信任。他在 4 月 26 日清楚向駱克下達指示：「我認為，以近日的風波為由沒收土地，非明智之舉…… 依我之見，懷恨在心施以報復，既有失公義，亦非恰當做法。」

至於鄉紳村民，他們似乎很快斷定發動戰爭不智，同樣對往事三緘其口，情願把事件當作一場夢魘將之忘卻。至今關於這場戰爭的資料，在新界各鄉村幾乎付諸闕如，甚至沒有甚麼故事流傳。1899 年 8 月初，卜力先後到新界各地，向鄉紳解釋政府管治方針，雙方都前事不提，彷彿六日戰爭從未發生。

汲取六日戰爭的教訓，卜力深信新界與城市化的九龍及香港不同，不能把市區的管治模式照搬，於是決定仿傚清廷官員，除了徵稅以外，地區事務都交由鄉紳委員會自治管理，盡可能不加干涉。起初港督只委派由一名身兼警察司、巡理府和行政首長職務的官員統管新界，1907 年後建立理民府制度，以理民官進行監督協調，市區實行的多條香港法例，諸如屠房、街市、公共衛生、鴉片、牌照及登記法例，早年亦統統不適用於新界，對原居民友善的方針持續至今，可謂真正的「兩制」管治。

事實上，殖民政府對新界的管治模式並非特例。當時大英帝國的領土覆蓋全球 4 分 1 土地，但只靠少數殖民地官員實行統治，殖民地得以長治久安，正有賴與個別原居民領袖的合作。當時大英帝國的信念體系，以上層中產階級為基礎，他們相信原居民中的貴族地主、富商巨賈和學者，與英國的上層中產階級背景相似，是原居民中的「天然領袖」，可以籠絡實行間接管治，而這樣的間接管治模式在英國殖民地中比比皆是。

時移世易，深圳河以北改朝換代，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後，昔日新界鄉紳的噩夢幾乎都在大陸一一成真，先是土地業權沒收，後有傳統習俗消亡，而這些傳統與利益偏偏在港英統治下的新界得以保存。不論孰好孰壞，它們都構成今日香港的一部分，難怪前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感慨形容，新界的「中國色彩，幾乎比中國本身更加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