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藝術家高小蘭見面的地點約在 Club 71。這裡是不少藝術家的聚腳地，牆上掛著劉掬色、黃仁逵等等的作品。店舖前身為位於蘭桂坊的六四吧，後來遷至現址，取名 Club 71，由六四走到七一，依然與政治議題息息相關，吧枱後方也貼有高小蘭的標語創作 ——「禁止思考 NO THINKING」和「小心地滑 CAUTION DEMOCRACY」。要談高小蘭的創作，就要由政治談起。
高小蘭多年來以行為及裝置藝術介入社會議題，早期作品主題明顯以六四民運為主。例如以 Memory of Air 為題的行為藝術，她在銅鑼灣大街上以黑布蒙眼，不停用手指在空中比劃「6」、「4」，直至筋疲力盡；To Be Continued 則於街道多處牆壁和欄杆上，貼滿隻身抵擋坦克的男子身影。她坦言：「六四對我而言，不只是那一晚的事，而是一直延續下去。那年我只有 12 歲，當我長大後讀到更多資料，尤其在香港有很多悼念活動，我的感受比以前更加深刻。」她也認識不少中國朋友，有的是當年現場留到最後一刻的學生，有的則緘口不語，也有年輕人甚至連六四都不知道。
她特別提到一次在北京畫廊工作，認識到一個年輕同事，對方直言對六四的印象是自小家中雪櫃藏著的一卷菲林。「他直到後來才知道，那筒菲林是他爸爸在六四當晚所拍攝的，但因為害怕被清算，多年來都不敢拿去沖曬，只能一直藏在雪櫃裡。而這位年輕人對整個歷史事件的認識，就是從這一卷菲林開始。這某程度是很典型的例子，去說明兩代人截然不同的經驗。他跟我說，總有一天會拿去沖曬，可能還殘留一點影像，也可能甚麼都沒有。」
語言的誤讀
高小蘭後期轉移創作以文字為主的裝置藝術，依舊取材自社會政局，但要說的遠不止一次政治事件。作品簡單直接地玩弄文字遊戲，並無故弄玄虛，如一系列 Harmonious Signs，巧妙利用中英誤譯，試圖將民主、言論自由、審查制度等敏感字眼融合於日常；或是 Dear dare 中，將「不／敢、忘／憶」分別譯成「Dare/No, Forget/Remember」，並印在四翼旋轉門上，透過拆解語言，使中英文的意思完全相反，如「不／憶」對照「Dare/Remember」。高小蘭表示，對語言的質疑是源於當年修讀社會學和語言學，「好多語言，例如標語和廣告，都是巧妙地運用語言去操控人的思想。我做這些作品時同樣用這種思維方式去解構，當你看到這個句子，但它的所指卻是完全相反，形成一種弔詭，正如社會學所說，事物並非如眼見的，背後總有很多原因。」
如此拆解詞語再重新配搭，容易出現誤讀和隨機性，對此她則笑說：「我不是說我只有一個立場，你只能接受或反對。所有人都有各自的立場，一件事物有不同角度，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明白這一點，這才是所謂民主吧。」
不過，談到最驚訝的誤讀，她立即表示是當年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展出。高小蘭在該校建築外牆掛上四面直幡，分別寫上法語 TRAVAILLER（工作）、GAGNER（獲得）、PLUS（多）和 MOINS（少），乃改自時任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的口號 —— Travailler plus pour gagner plus，意謂多勞多得。然而，當時校方未諮詢策展人及創作者，就迅速把作品拆下，意外引發審查爭議。高小蘭直言：「其實這次只是很輕的作品。法國社會最常見的就是罷工，市民對工作的態度跟香港人不一樣，對我而言是極有趣迷人。而薩爾科齊這個標語很厲害，既是一句好聰明的口號，同樣是聰明的謊話，因為在一些制度下，勞動和收入並不成正比，所以我不是針對他一個人，而是討論整個制度和實況而已，或者說是對社會開個玩笑。」
誰有權改變論述？
高小蘭現長居於加拿大，仍然關注香港近況。今年她在 Art Central 為「行為藝術 x 4A」創作的互動裝置，同樣玩文字遊戲，現場觀眾可自由轉動三個四方體，而組合的詞語竟然是近年的敏感句子 Hong Kong／China／is／isn’t。若然說她表達的是對立的政治立場，未免過於表面直接。她再次以「弔詭」來形容這次創作，「香港是或者不是中國，並非一刀切的。中國事實上是收回了香港，但香港事實上有獨特的本土文化，好多香港人都認為香港是香港，中國是中國，而這幾年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正是源於這樣進退兩難的弔詭局面。」
是與否，並非藝術家要傳達的訊息或立場；觀者能否思考拆解事物背後的東西，不以狹隘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才是更深層的意義。就算裝置處於靜止狀態，不同角度呈現的句意已經大相逕庭。高小蘭說話依然鏗鏘堅定：「整個論述是不停轉變，每一個人都可以伸手轉動裝置，但即使你組合出你最認同的句子，在另一面可能已經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這過程看似沮喪，其實也在強調，每個人都可以有權去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