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之今已三個多月，警民關係跌至冰點，於是民眾開始提倡「私了」。其實這種法外制裁（Vigilantism）在世界各地並不罕見，而犯罪學領域中，也有不少文獻深入探討這個現象。
法外制裁，一般定義為非執法機關的個體，繞過正規司法程序，以暴力懲處行兇者。在東西方文明，也有關於法外制裁的歷史故事，例如創世記第 34 章雅各的女兒底拿被玷辱，雅各另外兩位兒子西緬和利未拿起刀劍，把犯罪者，以至他們城中的男丁都殺了。兩位犯罪學專家 Jon Rosenbaum 和 Peter Sederberg 把法外制裁行為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打擊罪案，就例如上述創世記的故事，以武力制裁強暴犯人，這是大眾最容易聯想到的；第二種是打擊某一社群的，認為該些社群威脅了社區秩序，就例如美國早年惡名遠播的 3K 黨；最後一種是打擊政府的，例如刺殺政客。
而法外制裁並不局限個人，而是愈來愈組織化。例如，尼日利亞東北部， 一班獵人組織了 Civilian Joint Task Force，自己武裝起來，狙擊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後來尼日利亞政府慢慢把他們收編入平亂部隊。查爾斯史都華大學犯罪學博士生 Leighann Spencer 分析尼日利亞的案例指出，罪惡率高，警察貪腐，部分地區儼如無政府地帶，都令法外制裁普及起來。劍橋大學犯罪學講師 Justice Tankebe 則研究加納的法外制裁例子，在加納，政治私刑很嚴重，主流政黨全國民主大會黨（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和新愛國黨（New Patriotic Party），都會組織民兵，打擊政敵，而且情況愈來愈血腥。Tankebe 認為，加納年青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感到無力，故此容易被政客煽動；再加上警察無能，令民兵無法得到制衡，即使因行使私刑被警察拘捕，轉頭就因政治壓力或者貪污而釋放。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Amy Nivette，於 2016 年在犯罪學權威期刊 Criminology，撰文分析為何人們會支持法外制裁。她希望跳出以往以個案研究為主的方式，以量化的迴歸分析模型找出法外制裁背後的原因，為此分析了來自 18 個國家 323 個省，共 19,742 份問卷樣本。Nivette 指出，很多學者都認為法外制裁主要在一些失敗國家出現，司法機關非常脆弱，所以人民要武裝起來自救；其實，在一些強大的現代國家，如巴西、阿根廷，人民都會訴諸法外制裁。她提出幾點假說，首先，法外制裁不全然是因為警察實力不足，而是因為政府認受性破產，人民認為政府是不公義、沒有誠信，乃至非法的政權，於是不承認政府擁有壟斷武力的權力。另外，法外制裁其實算是刑罰的一種，她參考有關美國死刑的文獻，再類比推敲認為，人身處一個高犯罪率的環境，甚至曾經是受害人，會更傾向訴諸私刑；有的時候，這種不安全感，屬主觀而非客觀，人民會受政客和媒體的論述影響。
Nivette 以統計學方式，控制了一些潛在的干擾因素，如社會的互信程度，受訪者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等，最後得出幾個發現。首先，警察濫權失職，令人民對制度失去信心，確實會令人否定政府機關的正當性，從以訴諸法外制裁。另外，主觀的不安全感，也會令人們支持法外制裁，但這個現象跟居住地區的謀殺率關係不大。她引述一篇有關厄瓜多爾的研究，作者分析了 93 宗當地的私刑案，只有 2% 是針對謀殺犯，其他都是針對小型罪案，如小偷。最後，人們整體對刑罰的態度，會影響他們對私刑的看法，例如支持死刑的，會更傾向支持法外制裁。可是，Nivette的研究，只解釋人們何解會支持，而不是解釋人們為何實際參與法外制裁。在未來，還是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梳理法外制裁現象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