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經濟學家比較的對象。可是，當大家都集中於港口城市、英國制度、自由市場等相似之處時，兩地的發展模式其實不盡相同。克勞斯（Lawrence Krause）是 20 世紀中後期研究亞太貿易的權威，他曾於 1988 年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發表研究文章，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和前景。
他首先指出，香港和新加坡都缺乏天然資源，但前者面積是後者兩倍，人口約 550 萬，而新加坡只有 260 萬人。不過，新加坡人均收入為 6,600 美元（1983 年水平），略高於香港的 6,000 美元。兩地都曾受英國管治，新加坡於 1965 年完全獨立，香港則一直由英國管治到 1997 年。兩者都以貿易中心起家，新加坡覆蓋東南亞，香港則服務華南和海外華僑。兩地同樣以華人為主，但香港以粵語人口主導，新加坡華人則保持幾種語言，同時有大量馬來西亞和印度移民。
兩個城市快速增長，但增長趨勢不同
1965 至 1984 年間，香港和新加坡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在 1965 至 1973 年和 1979 至 1984 年期間，新加坡的增速超過香港，但在 1973 至 1979 年以及 1985、1986 年，香港表現更好。克勞斯認為以「經濟奇蹟」形容兩地都當之無愧。兩地同是世上最開放的經濟體。1965 年，新加坡的貨物和非要素服務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 123%，到 1983 年更達到 176%。香港的相應比例則分別為 71% 和 95%。
在 1965 至 1985 年期間，兩地的商品貿易活動迅速擴張，經濟增長以出口為主導。香港的商品出口在 1965 至 1973 年、1979 至 1985 年間增長速度超過新加坡，但到 1973 至 1979 年新加坡的增長率更高。有趣的是，對於這兩個城市來說，出口的「進口內容」（import content）佔比亦十分明顯，簡單來說是所謂的域內出口以及再出口，這也符合早年兩地的轉口港定位，標誌著兩地一直以來的外向型經濟政策。
再仔細分析經濟增長背後的推動力，就會發現香港和新加坡經濟結構的差異。香港是一個高消費的經濟體，私人和政府消費的總和在大多數年份（以 1980 年價格計算）都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 65%，並呈現增長趨勢。新加坡則完全相反，在 1965 年時仍是高消費經濟體，佔國民生產總值超過 90%（以 1968 年價格計算），隨後明顯下降，主要體現在私人消費方面；政府消費則有波動，但到 1984 年仍佔國民生產總值約 9.8%，略高於香港的 6.7%。
這種消費模式，意味著新加坡是一個高儲蓄國家，相比之下香港的儲蓄率較低。事實上，1984 年新加坡的儲蓄率佔 GDP 的 37%，位居世界第一，而香港儲蓄率只有 31%。高儲蓄模式為新加坡吸引愈來愈多投資，為國內融資提供資源。新加坡的投資份額一直在急劇上升，到 1984 年相關活動已佔 GDP 的 40%，而香港的投資份額則下降到 GDP 約 28%。數字證明，新加坡經歷了大量資本加深（capital deepening），資本產出比持續上升。
香港和新加坡的生產結構也有一些不同，到 1960 至 1961 年，香港已經有超過 4 分之 1 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製造業，新加坡只佔 12%；到 1970 年香港更提高到超過 30%，達到頂峰。但隨著人均收入提高，香港製造業的經濟佔比下降，到 1984 年份額下降至27.6%。新加坡的製造業高峰比香港晚了十年，到 1981 年上升到 29.9%，不過下降速度更快，到 1985 年比例已降至 24%，當地從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增長速度也普遍較香港慢。
政府的角色，各走極端
而兩地差異最明顯的，可能是政府的角色。80 年代中政府是香港最大僱主，雇用了 13 萬人，佔總勞動力的 6%。不過香港採取小市場策略，電力和燃氣系統是私營營運，沒有最低工資法，也沒有工業貸款和投資優惠，沒有中央銀行，政府財政政策較中性，以維持收支平衡。而政府對經濟發展並非完全放任無為，例如會通過一些公私協商委員會，嘗試控制公共巴士、電車和渡輪業務，又設立紡織諮詢委員會和魚蔬市場委員會等扶持經濟。
新加坡情況則完全不同，政府對經濟和社會干預更明顯，例如人口控制政策，鼓勵每個家庭子女數量維持兩個。政府大力介入房屋市場，運用公權力收購大量土地，到 1986 年當地有超過 50 萬個公共房屋單位，居民佔總人口 81%。當地也有大量國營企業，如郵政儲蓄銀行（POSB），是該國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另外政府全資的控股公司淡馬錫（Temasek Holdings）也掌控航空、地鐵、酒店等多項業務。
克勞斯認為，在很多地方國有企業通常會造成災難，可是它們在財務資源方面有額外優勢。新加坡的公務員制度是一個極端的精英政治體制，能夠吸引到當地最聰明、最有活力的年輕人才，而且政治領袖的誠信亦受到社會廣泛認可，令到制度得以有效運作。不過克勞斯當時認為新加坡模式並非全無隱憂，例如政府在 1982 至 1984 年間對建設業過度干預，就加劇 1985 至 1986 年的經濟衰退。國有企業的成功也是以私營企業為代價的；而當政府變得龐大，商業活動更複雜，會無法確保適當的監督。
克勞斯在結語中表示，從環球角度來看，香港和新加坡確實看起來像是孿生兄弟，兩地都是曾受英治的港口城邦，致力於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同樣錄得快速增長，在 1960 到 1980 年代成為非常繁榮的地區。然而，當大家深入比較這兩個經濟體，並確定她們如何運轉時，就會發現兩者差異巨大，包括經濟結構、政府在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等，其中後者幾乎極端對立。
當時，克勞斯對於兩地發展都樂觀。從香港和新加坡的故事看來，克勞斯認為成功的經濟發展似乎並不止一條道路。兩地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但都相當成功。然而，地理規模、位置和可用的自然資源都會影響發展道路。當然，一切並非都是預定的，政策差異將產生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