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 YouGov 進行的民調顯示，只有 49% 英國人認為警方「做得好」，遠遜於 4 年前的 77%。總督察 Andy Cooke 承認，警民關係從未如此緊張，指此乃警察部門至今「最大危機」之一。為恢復公眾信心，警方決定「深耕社區」，讓專注地方工作的警員組成的鄰里警務隊，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加強巡邏。
其實兩地的犯罪率創下新低，入屋及汽車竊盜的案件減幅最大，但這相對歸功於防盜技術提升。與此同時，緊縮政策令 2010 至 2018 年警務經費實際下降 19%，以鄰里警務隊的減幅最大。而在 2010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間，只巡邏而不行使武力的社區支授警察亦減少近半。鄰里警力下降，公眾卻期望警方處理非犯罪問題，包括精神健康、緊急情況以至言論自由辯論，力有不逮之下，自然令市民失去信心。
加上大多數英人沒跟警察打過交道，對警察的看法往往受傳媒影響；而最受注目的犯罪行為，卻最無法反映實際上警務之單調。上月警務專業機構 College of Policing 就譴責蘭開夏郡警方年初就 Nicola Bulley 失蹤案的報道處理不當，指缺乏定期調查進度報告，令網民猜測漸趨瘋狂，導致「公眾信心崩潰」。倫敦警察廳更被指包庇兩名犯下強姦、綁架、謀殺的同袍，這些「爆料」對公眾信心的損害，幾乎無異於犯罪本身。
由於在「同意治安」（policing by consent）的概念下，警察威權取決於公眾合作，當人民對警方失去信心，就更難維持治安，所以警方正力求改善。例如近年增加的預算，多是用於增聘 20,000 名警員。一些部隊則已停止應對精神健康事件，盼能更密切關注性犯罪舉報增加。倫敦警察廳正在整頓內部，其他隊伍亦有跟隨。College of Policing 則於 7 月引入新的審查和複查警察行為守則，使局長更易解僱不良警察。
惟去年有報告指岀，一些部隊已批准不合適的候選人通過審查。分析認為，在增加警察的同時，又要填補因前幾輪削減經費而流失的人，這份壓力是原因之一，可見操之過急或會適得其反。智庫 Police Foundation 研究主任 Andy Higgins 則認為，在資訊爆炸和社交媒體審查時代，「警方需要在公共溝通中處於領先地位」，因為他們「並非總是善於解釋自己在做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