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多月的時間裡，死亡、暴力與香港這國際城市愈走愈近。美籍作家 Dave Grossman 的經典作品「論殺戮（On Killing）」，系統地探討人類的殺戮行為，其中一章仔細分析與殺戮如影隨形的「暴行」。Grossman 在書中以「針對非戰鬥員的殺戮行為」定義「暴行」，以這標準或不完全適合於香港套用，但作者對施暴者的分析，對了解其心理、邏輯，值得時人借鏡。
不了解暴行，就無法了解戰爭。作者指，暴行雖然可恥、邪惡，但非漫無目的，背後自有其利益考慮。要對抗暴行，必須先行理解其扭曲的邏輯運作。暴行最顯而易見帶來的利益是，能輕易使人心生畏懼，所製造的恐怖與殘忍能令敵人逃走及躲藏，消磨敵人意志，繼而將反抗瓦解。尤其是，一旦政府、軍隊以制度化手段實施暴行政策，施暴會更為暢順。其次，暴行亦能令不是置身現場的旁觀者心生疑惑，因為人不容易相信自己與惡的距離僅得一步之遙。而且暴行亦使人產生厭惡感，日常的道德與教育令人自我欺騙，寧願其從不存在，否認暴行與人類抗拒殺人的心理互為表裡。就如二戰時的德國，多數人也不敢相信集中營的惡行。
暴行的實行，依賴的不是鄂蘭提倡的「平庸的罪惡」，而是群體連結的行為。在威權體制下，領導人只要確認下屬參與暴行，就能扼殺下屬與敵人和解的可能，將下屬變成暴行的執行者，陷入當中的邏輯和罪行之間，要割席也殊不容易。
每一名主動或被動參與暴行的執行者，均面臨兩難的問題。一是屈從強大的暴行指揮者，以暴行論證自身於道德、社會、文化的優越，確信受害者死有餘辜。以曱甴等仇恨言論貶損對方、或期望自身行為受社會認同，就是這種心理的體現。一是勇於抵抗國家、權威的壓力，但同時可能面臨同袍的杯葛，甚者更可能被處以與受害者相同的懲罰。暴行將指揮者與執行者連結，只有獲得最後勝利，兩者才能不必為自身罪行負責，不必面對清算。
Grossman 認為，人類傾向高估自身的抗壓能力，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不會成為暴行的執行者，在指令下達的關鍵時刻，能抵抗命令、群眾壓力，向罪惡說不。只是基於群體寬恕與同儕壓力，調轉槍頭的情況微乎其微。何謂同儕壓力，已是人所共知，不必多言。群體寬恕指的是，暴行的責任分散問題。指揮者因假手於人而不必面對良心責難，以至承受相關責任。執行者則普遍認為指揮者需為暴行負責，而執行暴行時在場的同袍及旁觀者也有參與其中，在群體當中能夠圍爐取暖，獲得寬恕。在群體寬恕與同儕壓力下，幾乎已能達到強迫個體參與暴行的效果。
正義每每姗姗來遲，暴行或許會令執行者日後出現創傷後遺，在事過境遷後面臨良心的責備，但這實與祈求天譴一樣軟弱無力，也救不了因暴行而喪失的生命。打壓愈大，反抗愈大。暴行肆虐，會迫使人群起反抗，盡力抵擋恐懼，為推倒暴政的高牆燃起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