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話諺語與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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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台灣媒體:BIOS monthly

香港台灣,台灣香港,愈來愈常被一起提及的我們,兩地民眾是否真的對彼此有更深一層了解呢?BIOS monthly「港台很熟嗎」企劃,邀請台港兩地 YouTuber:哈哈台的金童孫女、欸你這週要幹嘛、狄達、AV IN TAIWAN,互相以台港獨特文化出題考驗彼此,並必須在限制中完成挑戰!

而在每一個挑戰背後,其實都隱藏了港台文化脈絡的一段故事。

受過基本語文教育者,大抵皆能操作一套書面語,或至少能分清楚口語和寫作的語言存在差異,而當中的差異,在香港粵語(以下簡稱廣東話)中特別明顯。香港所在之處,古來稱為南蠻,有自己的文化,語言也與中原一帶存在差異,本非「中國」(古時為地理名稱,指中原,後引申出文化正統的意義)的一部分。尤其自開港通商以後,各國商人南來北往,新興文化及詞彙交流日盛,加以英國殖民以後,由於英文詞彙及語法的影響,導致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產生更巨大的差異。

這個現象從廣東話熟語(phraseology)即可明白看出。熟語屬口語系統,具有約定俗成、與時俱進的特色,特別是帶有強烈的語意變異性,即詞彙意義往往非由字面所有語素相加而成,而是經由比喻、引申、聯想、概括的過程,產生其意涵所指。如廣東話「大姨媽」指月經,「擦鞋」指逢迎奉承,「鵪鶉」指人懦弱膽小,都非從字面意義即能理解。「食皇家飯」指坐牢,「的士」指計程車(taxi),顯然受到英國殖民文化影響。至於「煲冬瓜」諧音「普通話」、「茶煲」諧音英文麻煩(trouble),則為廣東話語音脈絡的產物。

在廣東話熟語之中,與日常生活、常民文化更為貼近,且更加活潑生動者,自然要屬「諺語」。「床下底吹喇叭」指人在床板下狹窄的空間中吹喇叭,無法發揮聲量,借此表達人說話「低聲下氣」之意。

諺語除了以形象化的方式表達抽象意涵以外,也常借用生活常見之物造語。古時香港雖為化外之地,但在商業活動興起以後,人們對生活便講究起來,對飲食更有一番堅持,其中以熬粥、燉湯最具特色。熬粥燉湯少不了燉煮的容器 —— 煲,也就是華語中的鍋。我們說以鍋燉湯、熬粥,廣東話卻直接將煲字當動詞用,說「煲湯」、「煲粥」,可見「煲」在香港日常生活中所佔的分量為重中之重,因此以「煲」形成的諺語也不勝枚舉。如「煲電話粥」指人長時間講電話,「煲煙」指人長時間抽煙,「煲燶粥」則指人費了心思做事情卻搞砸了,如把粥煮糊了一般白費工夫。

「煲」除了引申「必備」和「費時費力」之意,也大量出現在各方面諺語中。如熬粥燉湯需講求食材配料,「煲水」定是烏有之事,故借指編造新聞,又可作「煲水新聞」。這些諺語的意思都與「煲」需上蓋、密封、掌握食材、花費長時間控火候的生活常識有關,再經過引申、轉喻等語意變異的過程而成。甚至感情破裂可作「掟煲」,頗有華語「砸鍋」的意思;相反地,修復感情則作「箍煲」。

在讀字書店挑戰粵語諺語配對的 Shine(左)與 Ariel。

僅僅從這些諺語,就能窺見香港生活與文化的一頁風景,故如諺語一般貼近日常生活的熟語,往往具有相對限制的地域性與時間性。也就是說,這些用語只能在特定的語言群落(language community)中流通,對話者彼此具有相近的生活習慣與歷史記憶,才有使用這些語言溝通的默契。反之,書面語的功能是在更廣大的區域裡交流溝通使用,與口語的日常使用功能自然大不相同。

語言記錄了生活,也承載著文化,當我們熟練使用一種語言時,其實也在使用這種語言的思維方式認識世界,甚至建立自我認同。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初,港式中文的問題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關注。畢竟口語使用日久,不免浸透書面語,香港書面語與中國標準書面語的差距,迫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逐步推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以下簡稱「普教中」)的教育措施。

論及語言文化的傳承與保存,教育、同儕及媒體的綜合影響更甚於家庭。20 幾年來,「普教中」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斷在香港推廣。在學校,教師用以教學的語言會樹立權威。香港回歸之後,不少中國省份人口移入香港,漸漸在香港落地生根,許多企業也紛紛進駐香港,因著與內地生溝通的需求,以及升學、就業的考量,不少學校配合政府教授普通話。加上政策經費的補助,不少學校趁勢打著「普教中」的招牌招攬學生就讀,家長以功利主義考量,也樂於將孩子送進這些學校。

但「普教中」這個議題,似乎不像香港在 2014 年抗議「國民教育」一般受人關注。究其原因,「國民教育」的爭議在於將愛國(中國)思想結合德性教育,是堂而皇之的政治洗腦,容易吸引大量反對意見;但「普教中」卻包裹著升學就業的功利主義思想,人們或許便忽略了語言與政治背後的密切關係。

關於語言教育與政治認同的關係,台灣早有前車之鑑。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施行戒嚴,同時大力實行「國語運動」。50 年代起,國民學校即禁止說方言,透過各種糾察、獎懲辦法的訂定,樹立各種「我要說國語,不說方言」的標語,將愛國與說國語畫上等號,也將說方言貼上「壞學生」的道德標籤。60 年代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動與「國語運動」合流,一方面建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到「國父」、「蔣公」的道統系譜,同時對「說國語」與「傳承中華文化」進行連結,並推動台灣戶籍加註中國祖籍,迫使台灣人正式「認祖歸宗」。

在媒體方面,政府大量查禁方言歌曲,並大幅壓縮電視台播放方言歌曲、節目的時段,1972 年開始,甚至規定一天只有 2 個時段各 30 分鐘可以播放台語連續劇(註),並規定歌手需學習愛國歌曲,且通過考核才能取得歌星證。電影方面,則以政策綁票的方式,鼓勵國語電影的製作,「金馬獎」更是獨厚國語電影,變相壓縮台語電影的生存空間。中國國民黨在教育、媒體、流行文化多方管道的控制下,成功打壓了方言,也大幅抹消了新一代方言母語者的形成。

語言、文化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如此密切,台灣的歷史或可作為香港的借鑑。作為語言教育的「普教中」,與作為政治洗腦工程的「國民教育」,兩者之間的距離或許並不那麼遙遠。

儘管語言有其自然的新陳代謝,隨著生活環境與產業的變遷,許多保留在諺語中的文化,會隨著時間成為歷史的遺跡,但歷史記憶正是日常生活運作無聲的背景,也是文化認同的基礎。2014 年,香港插畫家阿塗創作「大粵港諺語」,以圖像的方式陳列 81 個廣東話諺語,並表明創作動機:「弘揚嶺南文化,捍衛廣東話」。確實,這些諺語對 80、90 年代後出生的香港讀者而言,或許都已是陌生的事物,但也正因如此,挽救廣東話文化的聲浪也不斷出現。

香港近年社會運動現場,每每藉由合唱 Beyond 樂團的「海闊天空」,表達追求自由與理想的無懼,這都顯示出語言與政治認同的一體兩面。所以捍衛母語,也就是捍衛一個文化的生存空間。十年前,廣州的粵語保衛戰,彷彿預言了香港的現在進行式,而香港現在就站在十字路口上。

那麼,會不會有那麼一天,香港的年輕人,再也不會唱「海闊天空」了呢?

註 :1972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文化局致函三家電視台:「自本月七日起,減少方言節目時間,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分兩次播出,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惟晚間六點半後的電視黃金時間內,閩南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依台視、中視、華視三台順輪流。」管仁健:「文化局每晚均派員監看,三台每晚六點半到九點半的『黃金時間』內,台語節目播映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並且要分為兩個單元;每單元包括廣告在內,不得超過三十分鐘;兩個單元之間,必須以其他國語節目間隔,避免觀眾連續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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