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卓喬
戰後建築研究檔案（FAAR）成員
作為建築界的作業者，我們「研究」建築的方法不外乎從視覺聯繫開始：走在街看建築，透過建築物的用料及形式，大概得知它的年代及作者。然後從舊的建築雜誌及圖則、甚至是書信及檔案中按圖索驥，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連結起來。
我們成長的環境之中，不少建設也是在戰後才出現。從街市、學校、大會堂等日常生活的場所中，我們往往可從它們簡潔的結構及外表，辨認出這種被界定為「現代主義」（modernism）的風格。風格可以是很好的切入點去欣賞我們身邊的建築，但同時我們不應拘泥於教條去為這些建築定格。一座建築物之所以如此模樣，除了反映建築師本身的主意及其接受的訓練，也是取決於業主及用家，當時社會的態度以至地緣政治等形成。
「現代主義」自二十年代科比意（Le Corbusier）在發表的「新建築五點」及其教材式作品薩伏依別墅落成漸為人注目。三十年代包浩斯學院骨幹四散至英美等地下，再乘戰後重建及世界大局重整的契機下，「現代主義」得以成為各地建築及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
位處中國以南、東南亞以北，又因著其殖民地身份，戰後香港提供了豐富的養分予現代建築在城市中萌芽。它成為了英國熱帶現代建築的實驗場，同時內地的政治更替讓一批在外國受訓的頂尖華人建築師南來執業，加上香港大學也成立了首個建築系，這三股力量呈現戰後香港現代建築數十年之間的不同面貌：如舊麥花臣場館（1953，徐敬直）、香港大會堂（1962，Ron Philips and Alan Fitch）、華富邨（1971，廖本懷）的建築師，便分別來自以上三種不同的背景。
這種從外地「移植」過來的現代建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之餘，它們落地生根下也成為了獨特的地區個案。這個過程之中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也有著相似的經驗，也讓它們之間的交流漸趨蓬勃。當時的建築雜誌除了介紹香港，也會花不少篇幅介紹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新建築。70 年代從美回流的何弢，更與日本新陳代謝派（Metabolism）的槙文彥、新加坡的林少偉、泰國的書梅春塞（Sumet Jumsai）及印度的柯里亞（Charles Correa），合組亞洲的建築師聯盟，嘗試以亞洲港口地區作為經驗，建立的獨特的方法抗衡當時歐西主導的思潮。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中早期的亞洲代表人物、斯里蘭卡建築師達施華（Minnette de silva），曾經在香港大學短暫住教，作為她嘗試書寫亞洲建築論述的一部分。
以戰後香港建築作為出發點，讓我們了解世界上的現代建築之餘，也讓我們以及這個城市得以在時代的洪流中有自己的立錐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