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齡事件」引起香港人對子女前景的深切焦慮，折射香港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前景，說明一樣真相：香港特區二十年，各部門之中以「教育」一項最爛。梁振英的班子，五年以來也以教育局局長遭到的嘲笑和抨擊最烈。
以一個「錢」字來衡量，香港與西方其他城市一樣，電子產品等工業製品如手機的價格雖然隨著密集生產和市場普及而下降，但醫療、教育、幼兒服務的成本上漲，遠遠高於通脹率，尤其教育成本。
人人都知道：香港的房地產價格上升，抵銷了幾十年來低稅制帶來的好處。但十年來，養育幼兒的成本逐漸也像交房租和供樓一樣直線上升：讓子女入名校，繼而是補習和各項課外活動；更新課本而進貢教科書出版社、讓子女參加遊學團。如果 DSE 考試不利，家長要為子女儲蓄去英美留學的費用。偏偏英美兩國學費則愈來愈貴。
在香港，將子女送去國際學校，學費開支固然貴於一般 Band 3 中小學，但送入 Band 1 的名牌，各類補習成本也飛漲。牛津畢業生林作轉投遵理補習行業，引起非議，說牛津畢業生不應該一切為「錢」。然而問題的根源，批評的人卻很少探究。
香港高收入家庭和基層家庭的子女學業成就，未來十年差距必然擴大，在於政府學校的教育品質不佳。富裕家庭的子女，多兩個錢買兒童讀物，每年隨同父母去日本二世古滑雪，或去東京參觀安藤忠雄現代建築，其接受的通識、品味、國際視野教育，遠比困在香港密集地區如觀塘和屯門的下一代為佳。
結果只是窮人家的小孩長大之後，極可能還是窮人，除非他在電腦網絡發揮創意，發明一個 Online 遊戲。現任特首梁振英競選時聲稱要促進「社會向上流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從西方教科書借來一個學術名詞，與梁特首五年前聲稱要推倒地產財閥一樣，同樣成為泡沫和幻影。
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不論是陳美齡還是蔣宋美齡出任、由龍應台還是「龍婆」羅蘭出掌，這才是無法改善的「深層次」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