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不顧全港接近一面倒的反對聲音，力推逃犯條例修訂，愈看愈像鬥氣。
鬥氣這種事，常發生在小情侶和老夫老妻之間：前者關係尚未穩定，容易恃寵生驕；後者則長看兩相厭，深知對方早已無路可退，可以任意欺凌，處於這種關係的人不需要講理：「即使我錯了，你也要遷就我，否則我怎麼下台？」或者「反正我不爽，也不能叫你痛快。」
鬥氣的人，通常是甚麼心理呢？大概是集霸道專制和幼稚依賴於一身。專制和依賴他人是一種共生關係，凡是不講理的人，身邊的人大多唯命是從，不敢說一個不字，於是造成惡性循環。
鬥氣是很危險的事，中國近代史上最惡劣的一次鬥氣，要數 1900 年慈禧太后一口氣向建交十一國宣戰。
慈禧太后的霸道，當然是皇權專制制度的表現，但是有歷史學家分析，慈禧太后選擇和全世界鬥氣，並非魯莽衝動的決定，而是為保自己的權力地位，仔細盤算的結果：
因為當時北京朝廷是一個帝后雙核心的局面，帝后不和，朝臣黨爭，洋人干涉，已經令她的地位岌岌可危，通過宣戰，她將自己和光緒皇帝的衝突，上升為國際衝突，用這種政治綁架，再度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 這個套路是不是有點熟悉？後來某個偉大領袖也玩了一把，為他陪葬的人則比庚子之亂要多得多。
因此在宣戰前，慈禧太后舉行了四次御前會議，召集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要他們和自己「統一戰線」：洋人事後追問責任，所有人都脫不了干係，必須和她一起承受後果。
但總有硬骨頭的人。
明知反對的結果是殺頭，還是有五個人義無反顧提出抗議：袁昶、徐用儀、許景澄、聯元和立山（只看名字，其中兩人還是滿官），他們無一例外倒在刑場上，後來還是八國聯軍為他們鳴不平，稱為「庚子被禍五大臣」。
當然，還有鎮守東南重地，深知要對國家負責的督撫大老發起東南互保，拒不從命，便是大名鼎鼎的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他們非常聰明地將宣戰詔書稱為「亂命」、「矯詔」。
確實，如此意氣用事、居心不良，不負責任，不惜為一己私利，豪賭國運的旨令，和亂命有甚麼分別呢？但凡理智成熟有擔當的官員，都不會和這種瘋婆娘耗下去吧。
我一直有點不齒當代中國人如何嘲笑「大清」：自以為已經站在遠超一百多年前的文明高地上了。
可是，一百多年前反對專制的老太后，代價是人頭不保，都居然有五個人敢挺身而出，慷慨赴死。有真正的士大夫在掌權，德堪其位，他們都不曾為了滿足自己，硬要和整個國家過不去。當然囉，他們也沒有在海外求田置舍，留作甚麼後路，反而是康有為這個滿口忠君愛國的半桶水文棍，自己的小算盤打得特別精。
在今天的特區，站出來反對特首的「亂命」，總不見得會掉腦袋吧！最多劈炮唔撈，損失一份退休金而已。僅如此一丁點的代價，特區官場裡，有擔當、有良心、有腰骨的人，竟一個也無。
既然特首是存心要和全香港鬥氣，香港市民出來遊行當然是沒有用的；但是如果她的「班子」裡連續有好幾個高官站出來抗命，集體請辭，我敢說，當堂就樹倒猢猻散了。
這說明甚麼？說明大清的高官，還真心實意在乎自己的國家，國庫的錢也好，國民的命也好，並沒有視如糞土。
但特區的高官，沒有人在乎香港的崩壞甚至毀滅，他們都跟康有為一樣，早就打定主意離開香港享福去也，哪管身後洪水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