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強調一百多年前的所謂「歷史屈辱」，不斷以「受害人」（Victim）自居，甚至向整個社會不斷灌輸「受害民族意識」（Victim-Nationalism），將某種過去的「歷史屈辱」，變為今日可以横行無忌的通行證，往往是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Nation）的行為表徵。
林鄭推出的逃犯引渡法修訂，觸動「外國勢力」圍堵反擊。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即刻將局勢當做「八國聯軍侵華」，此亦「義和團庚子賠款受害人情結」的復發。
林鄭及其團夥不承認自己此一修訂，由「初心」起已經大錯，而是指罵「外國勢力」勾結「二毛子洋奴」大律師公會、資本主義商界，企圖與林鄭「爭奪管治權」，是一場「大是大非」之爭。這種人自鳴得意而膽壯稱：不論幾多萬人遊行，「中央」堅決支持林鄭絕不退讓。
林鄭本人的「受害人心態」（Victim Mentality），極可能因為她在香港大學讀社會科學系，涵蓋社工和社會階級制度研究。社工的職責是「保赤安良」，尤其婦孺無依。台灣的一宗港男陳同佳涉嫌在台謀殺女友，兇案死者為港女；死後信用卡被盜用，是多重的受害人。
所謂「彰顯公義」的「社工伸冤意識」，加上「父母官」心態，覺得年輕人不可以縱容，勾動了林鄭心理深層中的「受害人倫理症候群」。
但「受害心態」往往造成雙面人格：一邊是楚楚可憐，另一邊則窮凶極惡。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何可出動「速龍小隊」同時報復毆打同樣有父母的年輕人。
既然我沒有負這個世界，全是這個世界負了我，Play victim，就可以對善良人士任意勒索。一個乞丐可以闖進一家上流會所大吵大鬧，聲稱他淪為街頭行乞，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令財富分配極端不公義，然後就可以成立丐幫，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號。
這種人不會自我振作、自我反省、自我改革，而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各階層想我下台之心不死」情緒化判斷世界、面對人生，因此而偶爾發出「他們以為我已經死了，但我還沒有死」的鬥氣獨白。
其實香港人沒有想林鄭「去死」，只是不想「一國兩制」防火牆被林鄭拆毀，不想香港被林鄭「搞死」。
「受害人」不可理喻，不可對話，不可寄望，因為這種人由自欺欺人始，以自毀毁人終，思維失落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他們與你，能見到卻視而不見，能說話而話不投機。這種心理性格的痼疾，固無法以「冷血」一詞可以概括，也難用「理性」兩字即可以治癒。
只有宗教提供解答和解脫：基督教提倡認識「原罪」。種種怨恨心，既無法回天，過去的如亞當夏娃違食禁果，已經發生了，與生俱來，唯懺悔與大愛可以療解。
佛教則研究緣起，認為人生來就是苦的，須以慈悲化解一切苦厄。
林鄭據說是天主教徒，自稱「上帝叫我參選」。上帝為何讓她在杜林普向中國動手時，一手造成對中國利益的重大危害？上帝的動機十分神秘。由神學和佛學的角度，上帝此舉，必有因由，而因果的福禍相倚，亦林鄭業力自招，唯香港因此受害。但共業所至，這一次，卻是奮起反抗，此亦未嘗不是香港人絕處輪迴再生的機緣。
（香港特首性格心理分析之二）
